王荔蕻@德赛公园

    我是北京市民王荔蕻。从去年12月4日，到今年2月13日，我陆续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女士写了十八封信。反映福建省三位网民涉及“诬告陷害罪”的事件。
    2月14日，虎年大年初一，我接到了福建省委省政府信访局的回函。称“根据《信访条例》第十五条关于信访人对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向有关的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请直接向福建省人民法院提出。”
    因此我致函贵院，请贵院高度关注福建省马尾法院所审理的福建网民“诬告陷害案”。
    福建省福州市的三位网民，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因为出于同情，帮助痛失爱女的林秀英写文章、制作视频，被福建马尾警方以诽谤罪逮捕，福建马尾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起诉。现在距2009年11月11日开庭审理已经三个多月了。
    我以最好的猜测来揣度福建马尾法院对此案的拖延，那就是连他们也觉得对三位网民的定罪有所不公。
    自从去年六月底七月初，因为严晓玲案抓捕了八位网民以来，该案在网络上，全国近四亿网民中、在法律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此先给贵院介绍一篇于建嵘先生的文章《福州严晓玲案，惊现网络言行获罪的新动向》
　　2008 年2月，福州市闽清县女青年严晓玲突然死亡，警方做出“系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的结论。严母林秀英却坚持女儿系被多人奸杀，开始上访，要求 “明查此案，严惩凶手，追究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责任”。2009年6月，福州多位网民因用文章、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林秀英的说法并在网络传播而遭拘留。近日，其中三位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在福州马尾区法院被推上了刑事被告席，涉嫌的罪名是“诬告陷害”。(11月12日《法制日报》)。
　　公权力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早有先例，如王帅案、吴保全案等。但从之前的“诽谤罪”上升到这次“诬告陷害罪”，说明因言获罪的现象又有了可悲的升级。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之一，它不仅对“人”个性的展现、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监督、影响的基础。因为专业的关系，我对自由表达权并没有深入研究，但这起案件却让我想到三个问题。第一，对政府部门做出的调查结论，公民有没有怀疑或不接受的权利？在福州检察机关眼中，既然公安部门已经召开发布会公布“宫外孕”的真相，游精佑仍上传“八人***”说法的视频，就属于明知真相而故意歪曲事实，是“诬告”。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官方的说法？人民纳税供养政府，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得到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是有义务给民众一个真相，而不是公民有义务接受政府的结论；在政府保证的知情权之外，民众仍保留有自己寻找真相的权利。
　　如果公权力发生了某种腐败变质，将私利放在职责之上，在具体事件上的结论就不一定能让公众信服。周老虎、躲猫猫等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言之凿凿的结论，事后不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吗？并且也没见谁被以“玩忽职守罪”追究责任。其实，正因为公权力开始失去公信力，才迫使人民自己去寻找真相，并试图纠正其错误。
　　林秀英失去了女儿，自然有更多的伤痛作为动力，试图去查清每一个疑点，让过世的亲人能够安眠。这种天然权利不应以公安部门做出结论与否为终点。而三网民只是忠实记录了林的言论，并将其传上网。一旦民众不接受政府结论，坚持表达其他说法，就可能被指控为“在明知严晓玲死因的情况下”，仍捏造事实意图诬告陷害，公权力实在是太傲慢了。
　　第二，言论自由是否包括有权发表合理怀疑以及有缺陷的言论？具体说，首先林秀英有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合理怀疑”？我认为当然可以。其实，人的认识总是要受客观条件和自己的智慧、知识、经验等的限制。如果言论自由仅仅指一个人可以说“正确”的话，那么就等于说一个人不可以说话。其次，三网民上传林秀英自述，是否就有义务去进行调查核实？我认为言论自由正是要保证各种观点的充分表达，使得公众可以尽可能多地掌握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最终获得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果要求三网民去全面核实，那言论自由的成本也就太高了。
　　互联网使得普通人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极大地鼓励了公民的表达欲望和政治参与。信息的汇集和众多网民智慧、理性、经验、见识的碰撞，使得民众有可能合理地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公权力不再能垄断真相，这在周老虎案中得到了最大的证明。林秀英的“一面之辞”，如果明显违反自然规律和生活常识，更可能的结果是会被网友及时发现指出，将她从自己的“被迫害幻想”中解救出来。之所以成为“谣言”，说明闽清当局确实有必要对疑点做出进一步解释。如果对自己的调查结论有足够自信，就应该相信公众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完全没有必要过于紧张。
　　当然，任何自由和权利都有边界，都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具体说是不得违反法律，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目前在公权力与民众权利界限以及网络表达自由权两方面，我国法律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或模糊性，这种情况下，司法判决因能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而显得格外重要。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三个问题：在司法不能独立于地方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法律不会被任意解释，被某些地方执政者用来作为迫害网民的工具？网民写文章、做视频记录林秀英的说法，是为了更多人得知严晓玲死亡事件中的疑点，能借助网民的力量进行分析，也希望能形成舆论压力促成该事件的重新调查。他们的目的是同情弱者、助人为乐，自己在其中并没有私利；他们追求的是真相、正义和良知。根据公开报道中的内容，我看不出三网民的“有意”、“捏造”，更没看到他们曾向公安等部门举报聂志雄，“诬告陷害”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三网民罪名坐实，恐怕就有很多网民发言时又要加上各类自创的“免责声明”，甚至从此三缄其口，“潜伏”下来变成网上余则成了。
　　司法系统是通过保证严格的程序正义来最大限度接近实质正义的。如果司法不能独立审判，被另一个强大权力所操纵，法律成为被任意歪曲的工具，审判成为过场，司法系统就会失去应有的权威。如果三网民“诬告陷害”罪名成立，受损害的将不仅是公民的网络自由表达权，更代表着司法权的失守，代表公权力对私权的无限侵害能力和可能。
    此案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其即使被重视到成立专案组的程度，作为“虚假”事实来源的林秀英却并未受到追究，被瞄准的是帮助访民维权、曝光地方丑闻的热心网民。我的一些朋友和游精佑有过接触，他被誉为一个善良、高尚和纯粹的人。据说他每个月把工资的一部分存起来，以备有不幸的人来求助；在庭审中他说“良知的煎熬和正义的信念，这是我生活必然性的推动力”。社会的进步需要这样的人，可三网民却受到了如此的待遇，令人遗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原文：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11/17/conten...
    我觉得于先生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把所有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当然有很多我说不清的也说清楚了。希望贵院负责此案的有关人士能认真读一下这篇文章。
    我不是学法律的，对此案的判断我只是从常识出发。我认为对弱者的同情不应当被“有罪”。倘若他们有罪，这社会只剩下弱肉强食，还有何公平？
    就像于建嵘教授说的，在网络上发言，即便是“不正确”的言论，也是公民的权利，不应当因此获罪。倘若他们有罪，就等于要求所有四亿网民只能说“正确的” 话，实际上也就是不能说话——谁能保证自己每句话都“正确”？而一旦“不正确”就要被以“诬告陷害罪”收监，那么谁还敢说话？由此造成的“万马齐喑”能算是是和谐吗？
    倘若他们有罪，那么我、我们都有罪。因为我们有很多网友，很多真诚的公民为了社会真正的和谐，在做着和他她们同样的事情；
    倘若他们有罪，我必须有罪——为了体现公平——因为我曾经于去年12月，到福州福清严晓玲母亲林秀英处，录制了她的视频，也放到了网上。我的行为与游精佑完全相同。因此我愿、并且请求与游精佑们同罪！

    请定夺。

                                         北京市民王荔蕻

                                                       201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