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an 05月 29th, 2009
（老友来稿）
端午节谈西化
长征
（一）
今天是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号，农历五月初五，是东亚地区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在网上看到一位旅居日本的同学声言要到处找粽子？ 日韩也过端午节，为何没有粽子吃啊，同学答曰：日本的端午节在每年阳历的五月五号，早已过啦，看到华文网站和国内同学朋友们端午节的祝福声，也想吃粽子啦。
原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全面西化，将所有的传统节日改为西历，所以在日本的日历上看不到农历端午节的时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日对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方式。
日本人历史上就是不断学习外来文化而发展，并没有自己引以为豪的本土文化，所以他们总是学外国，以前是中国、后来是荷兰、英国，现在是美国。日本人学习外国的东西，往往更彻底、更执著，有时甚至更死板，或者中国人说的傻。 比如日本在盛唐时期学习了一些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传统，如“士为知己死”、“杀身成仁”等“死士”气节（当时的中国人对死可是不足惜的，动不动就“视死如归”、或以死谢君王、谢知己、谢天下）， 渡海回去就“生搬硬套”，搞出自己的“武士道”， 其实中国人自盛唐之后就渐渐悟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实用人生哲学，反倒是孟子式的气节精神在日韩扎下根，至今依旧有些这样的影子。
远不说日本军人以前的“剖腹自杀”，就是近年的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这种残余的影响。前几年禽流感时期，日本的一个养鸡场老板隐瞒疫情不报，还把一万多只病鸡运往屠宰场，导致疫情在日本扩大，事件败露后，该农场的董事长、67岁的浅田肇和其64岁的妻子自杀身亡，留下遗书称“给大家造成很大麻烦”； 最近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受贿案坠崖自杀身亡，其遗书道：“受惠于很多人，却让很多人因我而受难，往后将还有承受不完的痛苦。”所以一死了之，以一死谢天下。中国人可不会佩服他们，最多有些惋惜，甚至笑他们傻。我父亲的话可能代表相当多的中国人心态：“死了，那就没什么名堂啦。”（湖北土话：意思是死了，可能帮了别人，但自己再也体会不到任何好处啦，亏！）
当然， 热爱生活，爱惜身体也未必不是一种进步，但如何有尊严的活下去，却也是所有中国人应该考虑到的问题。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上午
（二）
其实中国人也一直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只不过随着自身力量的强盛与否，学习的态度和程度有所不同。
我们知道自周武王伐纣，强大的商朝瞬间土崩瓦解，这迫使周人思考：天命是否可以转移？如何永保江山？他们总结出“天不可信”、“惟命不于常”。 天下的百姓都是天之子，只不过统治者是上天的长子。如果统治者—长子没有执行上天的赋予的责任，不能敬德保民，那他就有可能被替换。 周公也因此创造出宗法制度。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很多家族一旦哪一房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就会重修家谱，表明这个姓氏家族中现在的领袖人物是哪一房哪一代了。“风水轮流转”么。可以说，我们的祖先三千年前就将鬼神的问题想的比较透彻了。但人死后的灵魂如何安顿呢？虽然孔子对这个问题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或“敬鬼神远之”。这些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尚可应付，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发达，丰衣足食的中国人不能不考虑死后的问题、考虑来世的问题。于是，中国人主动拥抱了外来文化佛教。
自东汉到初唐，虽然经常有战乱动荡，但中原民族的国力还是强盛的，人民的心胸还是开阔的，所以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也是主动的。经过几百年的学习消化，佛教终于完成了汉化，成为汉传佛教，应验了佛祖预言：千年后印度衰落，东方兴起。
但在明清两朝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始终是被动的，尤其是清朝末年，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人再也没有两汉、大唐时期的恢宏胸襟了，同样是西方的军舰骚扰，英国人的舰船使中国导致了鸦片战争（1840年）、被迫“五口通商”，此后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视为国耻。稍晚些美国的佩里将军要求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1853年）却成为日本人明治维新的契机。
所以，没有历史包袱的日本人反倒是容易实行“拿来主义”，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的中国学习起外来文化就没有那么主动和彻底，尤其是自身体弱之时。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中国的身体和心智应该是可以主动、全面、充分学习一切外来的先进文化吧。
当然，对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个人还是觉得用农历的好。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下午
（三）
关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上，中国人特别在意名分之争。
当初，张之洞就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骨子里还有中国人文化上的傲慢。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预示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中国的先贤们开始认真反思我们制度、文化上的缺陷，“新文化运动”兴起，领军人物胡适是鼓吹“全盘西化”的，当时就有人反驳说：全盘西化，那你胡适为何还穿长袍、着中国缎鞋子？ 机智的胡适不得不专门声明，他不认同“全盘西化”，而是主张“充分世界化”。这就和我们以前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有市场经济等一样，都是名词之争。还是邓小平聪明，他避开这些，如北京人所说：“打左转向灯，向右行”。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下午
（四）
说起“全盘西化”和胡适聪明的腾挪“充分世界化”，实在是名词之争。还是借用胡适老先生讲的故事：美国《The Outlook》总编辑Lyman Abbott的自传中，记载他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上的争论”。Abbott在这句话后加上一句评语，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是有点错误。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是名词上的争论。”
其实，优秀的东西是不怕竞争的，就像中国人当初引入佛教，是全盘吸收，但最终也是有本土化的过程而吸收儒家和道家等思想，才形成了今天的汉传佛教。并做了很多革命性的改良，如怀海的“百丈清规”等，将佛陀的化缘乞食变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自食其力。 另一个例子是中华饮食，今天你走到世界各地，要么在纽约、伦敦乃至硅谷有蔚为壮观的中国城食街，抑或是在欧洲、美洲和中东及其偏远的小镇上看到一两家中餐馆。因为中华美食的确是世界一流。当然，中餐在当地也作了宗教上、卫生上的改善和调整。
所以，“全盘西化”也不会将中华优秀遗产西化掉，“中学为本”也未必守得住中国的专制糟粕。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晚上
（五）
说到对于近代历史事件的反思，我们总是基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限于痛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和屠杀，丝毫不提同时给我们带来的先进思想、人文理念和资本主义的平等竞争对封建体制给民族资本束缚的冲击。
近些年，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就列举一系列西方列强的侵入和种种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客观帮助：因为帝国主义要求满清政府开放口岸和工商活动不仅限于外商，也客观上解放了民族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
有趣的是，日本人对于用武力逼迫他们打开门户的美国佩里将军是感激备至。据说在佩里将军的强行登陆的地方，也就是神奈川县的久里滨，有一座以佩里命名的公园，公园中矗立着一座佩里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日本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亲笔题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至今，日本民众每年都会在此举行所谓开国纪念活动，其间有一场表演：一群身穿黑衣、滑稽可笑的日本小丑，面对美国庞大的战舰惊慌失措，而入侵者佩里则成了真正的英雄！反观中国，每年的鸦片战争纪念日，一群群少先队儿童或共青团员们在广东的虎门、福建的厦门、浙江的宁波或天津的大沽炮台，在少先队旗、共青团旗、中共党旗下紧握拳头宣誓，勿忘国耻，重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要在中共的领导下，振兴中华等。
一部近代史说明，封建专制才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只有科学民主才能救中国！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晚上
（六）
刚才有位朋友说“拿来主义”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很难苟同。坦率地说，这是受党长期奴化教育产生的结果，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一个概念。
首先，何谓精华，何谓糟粕？谁说的算？满清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由他们来为人民把关？其次，在一个固有体系下的标准所评出的“精华”和“糟粕”能有其客观性吗？即使是共产党有需要时（一九七八年底，当时为搞垮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不也宣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不是由统治者或御用文人、“科学家”、和“宗教领袖”们来取精华， 去糟粕！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晚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