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花园

按：此文载于《新发现》2010年2月号，它是以我曾在博客上发的马蹄蟹与蚂蟥两文为基础改写而成的，我的博客上文章一般而言允许人自由转载，但此文例外，按国际惯例，发表文章版权属于出版物所有者，如果有兴趣转载，需要跟《新发现》编辑部联系，或者告之我代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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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殊不知自然界的种种动植物，并非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而来到世上。有的全身带毒，具有很大医用价值，而为了获得这些价值，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比搭个灶开火复杂得多。

自然界奥秘无穷，从令人恐慌的蚂蟥与蝎子，到引人赞誉的马蹄蟹，没有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的解读，人类就会误解重重。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中国人都对这些物种有过接触，对它们能带来的潜在效用有所认识，不幸是，缺乏科学实践精神与指导，到了21世纪，国人对它们的用法仍然是一吃了之，丝毫也意识不到它们作为食品下肚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存在巨大健康风险。本文以上述三种动物为例，略述它们为现代医学所创造的奇迹。

蚂蟥：一种止血医疗器械

国人厌恶蚂蟥（水蛭，Leeches）来自对它们行为的恐慎，它们是吸血动物，常常不声不响地附着在它们能够接近的动物身上，吃饱喝足之后逃之夭夭。儿时，成年人常常不客气地恫吓，说蚂蟥会钻进肉里去。如果蚂蟥上身怎么办？百度百科上建议说，“发现山蚂蝗正在吸血，不要用手去扯它，正确的方法是朝它吐唾沫、滴风油精/肥皂水、烟头烫等，使它自行脱落，最后用火烤把它消灭干净！”

事实上，蚂蟥不会钻进肉里去，而这些建议既荒谬也不安全——采用刺激蚂蟥的做法，会导致它们全身收缩，吸入的血液被吐了出来，污染伤口，有感染的风险。而火烧蚂蟥除了增加复仇的快感，并不给你带来任何益处。正确的处理办法是：先找到蚂蟥的头盘（在整体形态上看起来细长的一端），用指甲挑开，再挑开尾盘——注意以上次序不要颠倒——它就自动脱落了。脱落后你可以欣赏它在吸血部位留下来的奔驰商标，常规清洁伤口后贴上创口贴即可。

被蚂蟥吸几口血并不可怕，对于小体型的自然界动物来说，比如青蛙，蚂蟥吸血是致命性的，但对于人，即便婴儿，它吸取的那点血量都微不足道。在西方，蚂蟥可以被小孩子当着宠物来养，而大人不会担心它们吸小孩子的血。

一百多年前，西方流行放血疗法。对于普通人来说，请医生切开静脉放血代价高昂，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借助蚂蟥一臂之力，以至于该替代品供不应求。1846年，整个法国用了大约3000万条蚂蟥，而伦敦与巴黎两市的医院就使用了1300万条。当时不少捕蛭人赤身冲入蚂蟥栖息的泥塘与溪流，以身相诱，挣钱养家糊口。相对于静脉切开来说，用蚂蟥吸血还有明显的止痛作用与其它好处，因为它会分泌带有抗凝、抗炎、麻醉与溶栓成份的唾液。在古代中国，其医疗作用也大致相同。中医认为蚂蟥有活血化瘀、消肿去湿之类的功能，就源于最初用蚂蟥吸取脓肿或者局部瘀血的实践。不过后来蚂蟥进入了中药的方剂，国人开始了对蚂蟥吃肉喝汤的实践。蚂蟥汤谈不上营养，不过，也吃不出问题，只是这么一弄确实有点浪费，它真正的价值遗失殆尽。蚂蟥会分泌多种活性物质，大多仍在研究中，目前分离出来最有价值的是水蛭素（Hirudin），一种由65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是自然界中最有效的凝血酶抑制剂之一。尽管水蛭素的核心成份可以耐强酸强碱和高热低温，但是死的蚂蟥身上所含的量太微少，不足以产生全身或者局部的效果。现代医学使用的利普达林（Lepirudin，商品名又叫Refludan）与得色达林（Desirudin，商品名Revasc）都是使用高科技的基因重组技术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水蛭素。

使用蚂蟥汤制成的中医制剂多如牛毛，比如脑心通胶囊、脑血栓片、脑血康片、龙生蛭胶囊、圣喜血栓心脉宁，等等，只不过其中水蛭素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为配制这些药品，需要大量的蚂蟥，国内中药材市场一斤蚂蟥卖120多元。一斤蚂蟥大约有700条左右，那么多蚂蟥，若在国外，活的卖价值达到500~700美元。

2004年7月，美国FDA批准了蚂蟥作为有效的医疗器械使用，蚂蟥又重返现代医学舞台。蚂蟥吸血时血液来自毛细血管，是一个慢性吸血过程，吸血同时它还释放抗炎抗凝成份进入局部伤口，可以较长时间改善局部血供。1985年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约瑟夫·厄普顿（Joseph Upton）医生用它挽救过一个五岁小男孩重接的耳朵——它被狗咬掉了，重接后局部肿胀压迫了供血血管，在24只蚂蟥的持续努力下才避免了坏死的命运。目前在整形外科中，使用蚂蟥改变局部血供已经逐渐成为常规技术。

蚂蟥种类繁多，绝大多数并不吸血。用于医学的蚂蟥常见的是医用蛭（Hirodo medicinalis），也称欧式医用蛭（European Medical Leech），国内常见的蚂蟥叫日本医蛭，应该可以用于同一目的，不过，用于医学器械的蚂蟥饲养条件要求严格，对以吃肉喝汤为主要用途的国内蚂蟥生产业来说，还需要大力改造学习，才能达标。

蝎子：抗癌就看它的了！

蚂蟥令人恶心，而蝎子（Scorpion）就令人害怕了，它位居“五毒”（蝎、蛇、蛛、蜴、蟾）之首，是紧次于蜂类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的动物。全球因动物叮咬中毒死亡的病例中，小小蝎子致死的要比被蛇咬死亡的多10倍。

尽管有人曾在美国德州抓到过重达60磅的大蝎子。但从整体上讲，蝎子都是身长几厘米的小家伙。体型最大的蝎子是非洲的帝王蝎，也只不过20厘米而已。不过，最早的蝎子化石证实其海洋远祖可长达1米。蝎子是最早上岸的海洋动物之一，有4亿多年的进化史，它的肺称为书肺（Book lung），跟鱼类的鳃非常相似。

和蚂蟥一样，蝎子也没有逃脱被煮汤的命运。中医称其为全虫，据说功效为“息风镇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在神龙尝百草的年代，有这么一个故事：某父有子患癫痫，子病发，又遭蝎刺，惶恐之中，痉挛得解。后子病复发，寻蝎上身刺之，足克其痉。于是这位古人发现了自然界的恩赐——全虫，全者，活也，不受损伤的蝎子也。

后来，常在打猎中受伤的古人还发现蝎子干粉对伤口还有收敛与促进愈合之效。不过在蒙昧时代，人们对医学知识的记录是零散无章的，全虫能治癫痫镇痉，经口相传或者由于不完整的古文记录，变成了一味不知所云的蝎子干尸药，国人顺理再次喝上了蝎子汤。中药里用的蝎子属于东亚钳蝎（Buthus Martensi Karsch），是品种多达2000多种的蝎子王国中一个普通成员，毒力有限。被其叮咬之后，并不需要特别处理，只需保持局部清洁预防感染，使用冰块局部贴敷止痛即可。局部疼痛却可以持续24小时以上。

东亚钳蝎其毒素半数致死量（见“名词解释”）为2.4mg/Kg。而能够对人类特别是儿童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毒蝎子，LD50都在1.5mg/Kg以下。最毒者为来自中东的草黄色“死亡狙击蝎”（Deathstalker，又叫以色列沙漠蝎、以色列金蝎），LD50是0.25mg/Kg，另外沙特的扁尾蝎（LD50=0.08-0.5mg/Kg）、与北非的扁尾蝎（LD50=0.32mg/Kg）都非等闲之辈。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为欧阳峰取号西毒，倒是和最毒之蝎来自西域沙漠这一点暗合。

一只蝎子能提供的毒素并不多，在电刺激下以色列金蝎可以产生0.62mg，即使把毒液全部挤出来，也不过增加了4倍而已。一只死蝎子的毒素含量更是极微，如果是蝎子汤，经高温、强酸、强碱、再被肠道的肽酶消化，这些毒素基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蝎子粉中蝎毒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它对伤口的作用来自蝎子的外壳，蝎子的外骨骼主要成份是甲壳素，甲壳素具有收敛、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蝎子主要捕食昆虫与节肢动物，比如蜘蛛、蟑螂、蜈蚣等，饿急了或者有机会的情况下，它们也能捕食老鼠、青蛙之类大家伙。对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来说，蝎子捕食许多害虫，算是益虫，近年来，蝎子汤被爱吃的人进一步开发为成名目繁多的蝎子宴，据百度百科说是有“防病治病、增强免疫力和抗衰老等功能”——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大吃蝎子只能是损蝎又损已。

蝎子身上最宝贵的物质是蝎子毒素，含有大量的有生物活性的多肽，这是种混合毒素，种类繁多，在东亚钳蝎中发现的毒素迄今就有近80种，在所有的蝎子中，有成百上千种毒素，是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潜在药物库，它们多是神经毒素。蝎子胆小怕事，面对人时能躲则躲，能藏则藏，不过蝎爸爸追求起蝎妈妈来倒是勇猛异常。只因交配费时费力，雄蝎子拖着雌蝎子要被推攮半天，有时不得不给雌蝎子打上一针“麻沸散”，才能把精囊注入对方体内。

对蝎毒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已有巨大的收获。从死亡狙击蝎毒囊中提取的氯毒素（Chlorotoxin）近年来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它是一种36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能够不可逆地阻断细胞的氯离子通道。氯毒素的神奇在于它对细胞的高度特异性——这家伙就喜欢癌细胞，尤其是神经胶质瘤（Glioma）细胞！

神经胶质瘤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极差，五年生存率只有3%，两年生存率只有8%，据估计，此病在美国每年有2~4万人发病，治疗起来甚是棘手。1990年代中期，阿拉巴马大学西维坦研究中心（Civitan Research Center）的神经生物学家哈兰德·桑希尔梅（Harald Sontheimer）等人在研究氯离子通道的工作中，发现氯毒素对肿瘤细胞的特异作用，其后相关研究进展迅速。1996年他们人工合成了氯毒素，命名为TM-601，并成立了细胞通公司进行新药临床实验（TransMolecular Inc.）。2008年开始该药已进入了III期临床实验。结果证实TM-601可以通过静脉用药在多种肿瘤，包括肺、前列腺、乳腺、大肠、胰腺的癌肿积聚起作用，而正常组织中含量甚微。

药物只针对肿瘤而不影响正常组织是化学疗法的梦想，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终于看见一线署光。这一线署光还随着科学家将纳米技术与氯毒素的结合而更为明亮。在2009年4月，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张密青（Miqin Zhang音译）所带领的团队将纳米探针与氯毒素结合，透过血脑屏障，成功地到达颅内神经胶质瘤部位并选择性地与肿瘤细胞结合，与纳米探针结合的氯毒素不仅为影像诊断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定位指标，还增加了其抑制肿瘤扩散的能力——未与纳米探针结合的氯毒素抑制能力为45%，结合后提高到了98%。此前张教授的团队还将氯毒素与一种荧光物质结合，可以让肿瘤部位在手术中发出荧光，更利于外科切除，对肿瘤的诊断比常规影像学MRI检查敏感500倍。

马蹄蟹：高贵蓝血检测细菌内毒素

马蹄蟹（鲎，Horse shoe crab）跟蝎一样容易被人误认为是蟹的亲戚，其实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近亲关系，勉强说得上是远亲而已。鲎能拉上亲戚的是三叶虫，但只剩化石了。该物享有“夫妻鱼”、“海底鸳鸯”的美名。但其实它们既不忠贞也不负责。春天，在鲎出没之地常可以看到大个鲎妈妈紧紧拖着小个的鲎爸爸上岸做爱产仔来了，这被人们误以为爱情不渝的表现，其实鲎不是一夫一妻制，有时鲎妈会公然拖着大老公、二老公、三老公上岸，而在产卵的目的地，经常可见一大堆老公围住一个老婆，产卵完事就分手。和蝎妈妈对待宝宝呵护备至、整天把小宝贝们驮在背上照顾它们到有独立生活能力为止不一样，鲎妈妈产了卵就置之不理，自己跑回海里捡垃圾去了，而幼鲎即使逃脱了未见天日就被天敌抓去果腹的命运，孵化出来后仍然是危险重重，近岸的小鱼见到后也会趁机捞上一嘴。

鲎在4亿多年来形态基本上没有变化，在此期间，地球大环境经历过了无数次的剧烈变迁，它仍能适应得很好，所以被称为活化石。鲎的天敌不多，在欧洲人来到美洲以前，印地安人会吃鲎。吃完了留着外壳做瓢装水。不缺水具的白人不吃马蹄蟹，因为它是最难吃的动物，肉少而有怪味，一度被用来喂家畜，但鲎就是做得绝——喂了鲎的家畜，其肉卖不掉，因为是臭的！最后美国人只好把它们拿来做肥料，有了化肥后，这一用途也失去。

依仗烹调技术，中国厨师能把臭哄哄的马蹄蟹也能做得味道鲜美，但吃马蹄蟹，无疑是饕餮滥吃中的愚蠢之最，充满隐患。马蹄蟹血液中含有大量的铜，肉中也有大量的铜，人体及大多数哺乳动物对不必要的铜缺乏代谢排放能力，吃多了，会导致铜在肝肾等内脏器官沉积，造成损伤。另外，鲎还含有大量嘌呤类物质，能增加人类患痛风的风险。对人类来说，蝎子和马蹄蟹与我们在物种上的差异性较大，都含有致敏性生物因子，会导致发生急性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可致休克死亡。所以，吃这些东西是冒险的事。

蝎子与马蹄蟹的血液含有血蓝蛋白（Hemocyanin，又译血青素），血蓝蛋白基本单位中的金属离子是铜离子，而不是血红蛋白中的铁离子。血蓝蛋白在氧结合态是蓝色，未结合态则是无色。由于马蹄蟹的血液平常看到的都是结合态，呈蓝色，遂得高贵之名，在英语中，蓝血的含义即是贵族。血蓝蛋白的分子含有很多的基本单元，分子量大，常在医学免疫学研究中作为半抗原的载体，半抗原是可以诱导产生免疫反应的微观结构，但其本身由于分子量小而无法产生免疫反应。

在所有动物中，鲎无疑为人类的食品安全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1955年，弗雷德·邦（Fred Bang）发现鲎血遇到细菌内毒素会迅速凝结，随后还发现可以用鲎血中阿米巴样细胞的溶解液（Limulus Amebocyte Lysate，LAL）进行细菌探测，这项手段在1970年得到了FDA批准，现在是食品药品安全性检测的常规基本手段。

现在一升鲎血的价格到达了1万5千美元以上。一只马蹄蟹可以一次性地献血达其本身血容量的1/3而对自身活动能力没有影响，血容量可以在1周后恢复，血细胞含量也会在数周后恢复。一只成年的马蹄蟹一次可献出80-90ml的血液，它有30多年的寿命，一生可以贡献很多“高贵的血”制作 LAL，保障人类食品药品的安全。其强大的肢体重生能力在生物医学研究中也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跟蝎子一样，马蹄蟹外壳中也有甲壳素，作为具有重要生物价值的材料，现在被广泛用于污水清理、食品添加剂、染料、沾合剂等，在医学上用于制作缝合线，还可以促进伤口愈合，此外隐形眼镜、护肤品，减肥用品的制造中也可以看到其身影。相对于体积微不足道的蝎子而言，鲎才是能够大量提供此种材料的物种之一。

名词解释

半数致死量

在毒理学中，半数致死量，简称LD50（即Lethal Dose, 50%），是描述有毒物质或辐射的毒性的常用指标。按照医学主题词表（MeSH）的定义，LD50是指“能杀死一半试验总体之有害物质、有毒物质或游离辐射的剂量”。该测试最先由J.W. Trevan于1927年发明。（引自维基百科）

中国产业工人队伍正在巨变中：60后、70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80后、90后正在崛起。

崛起的80后、90后，生来就属于现代。如果说，亦工亦农的生存状态注定了60后、70后确实属于“农民工”序列，80后、90后则不然——他们整个的成长环境，整个的生活方式，整个的精神面貌，整个的价值追求，都跟现代接轨而极少接续父辈的传统，往往只在户籍意义上还属于乡村。

再把80后、90后称作 “农民工”，那是太勉强了。他们已经属于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劳工。他们的崛起，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产业工人的升级换代，即从传统农民工全面升级为现代劳工。

这就是说，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劳工时代，已在中国揭开了大幕。但我们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准备好，我们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准备好。整个国家的产业转型、社会转型，跟不上中国产业工人的升级换代。

这，或许是用工荒席卷大江南北的关键所在。

在城市社会的最边缘最底层，以最低的收入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而且最沉默最隐忍，这样的血汗劳工地位，显然不可能为崛起的80后、90后所接受。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用工荒中，大量缺工的岗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工，相当多数确实就属于血汗劳工。

不止成千，不止上万，而是整整一代人，正在远远超越他们的父辈。他们对生命的感知，显然比父辈更细腻更丰富；他们对尊严和权利，显然比父辈更自觉更敏感；他们天然地追逐着自由和幸福。这无须说教，也为任何说教所无从改变。

整整一代人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大时代的底色，并且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一夜间乾坤倒转，劳动者成了卖方市场，区域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抢人的竞争，即抢夺劳动者的竞争。那么靠什么抢人？靠什么抢夺劳动者？

得民心者得天下，用这个老话概括当下区域竞争的方向，或许再适合不过。相对于新生代劳工的崛起，传统的社会治理是太粗放了。而这是政府传统的投入所注定的。政府的传统投入，最大特征是对物的投入远远高于对人的投入——都是投向直接服务于增长的经济基础设施，比如交通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等等；对人的投入却往往斤斤计较，捉襟见肘。

于是，与经济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的社会基础设施普遍简陋。对户籍居民都往往显得不人性，不圆融，对外来劳工，更往往不客气地显出它冷漠和生硬的一面。歧视外来劳工的系列公共政策因此联翩出台，某些具有市场经济领先地位的城市，竟然一度推出打击十元店等行政强制行为，明显以窒息外来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空间为目标，企图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把外来低收入人群从城市中驱逐出去，以维护城市的所谓光鲜亮丽。

这种对外来劳工的排斥和隔离，凸显着我们的城市与现代文明的距离。现代文明的根本内涵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弱者，尊重底层。正是在这点上，我们的城市公共政策，我们的城市社会基础设施，往往难于达标。这可能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新生代劳工的无根漂流。他们显然不可能回到他们父辈的土地上，但又无法融入他们自小生活在其中的城市社会。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保持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忠诚。他们逐渐沦为精神上的流民，精神上的游牧民，几乎是势所必然，这无疑是对国家稳定的一个重大隐患。

这方面最耐人寻味的是，此次用工荒中，普工岗位乏人问津的同时，技术岗位竟也求大于供。新生代劳工不屑血汗劳工地位，但他们向往的技术岗位，却又往往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但这种矛盾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他们生于现代但缺乏现代教育，缺乏职业训练，而这种教育、这种职业训练并非个人努力就能完成，原本需要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充分的公共教育投入，需要教育基础设施的地覆天翻。而遗憾的是，自1993年国家提出教育投入争取在20世纪末达到GDP总量的百分之四，而这个承诺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都未兑现，遑论其余。

就此来说，用工荒问题不仅需要企业应对，更需要国家级应对。在劳动者成为卖方市场的时代，在对尊严和权利更自觉更敏感的新生代劳工崛起的时代，政府投入怎样从主要投向物转到主要投向人，投向人的尊严和权利，即投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向教育和文化、投向民主与法治等等——这无疑值得各级政府，值得全社会反思。

——原载本周《南方周末》

by 韩寒

神州大地，神兽频出，当我起床的时候，耳边萦绕的都是亚克西的余音的时候，我知道草泥马的时代已经过去，亚克蜥的时代即将来临。从1999年的春晚到 2009年的春晚，亚克西是多变的。以前一直以为亚克西是一个作品，现在才知道，亚克西像宋词一样，其实是一个词牌名，所以，我在此特地举行一届亚克西文艺大赛，欢迎大家填词。本次填词大赛的规则是这样的，除了“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这个段落不能改动以外，其他的段落均由参赛者自由发挥。报名者需用自己的注册名发表在本文的留言回复之中。本次大赛设大奖一名，奖金5000元，小奖一名，奖金3000元，评委会大奖一名，奖金2000元。所有奖金均由本人私人支付，获奖作品将刊登在本博客和杂志《独唱团》上，同时我的博客也将链接获奖博客，正式结交。

另外，现在的评委就本人一人，为了本次活动的公正性，本人也将诚招评委，为了防止想当评委的比参加比赛的人还多，我将限制要求评委的质量。最终我会粗选十余篇稿子发送到各评委的邮箱，评委只需要打分即可。本次比赛谢绝一切商业赞助。接受包括吉祥物，音频等一切亚克西作品，连同歌词也均可投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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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亚克西

by 寻正

按：应和韩寒，涂鸦一首，可以随便转载加工使用。

今天王书记心里好欢喜
坐上奔驰去城里
搂着宋秘书的细腰
从头到脚甜蜜蜜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入党二十年辛苦又劳累
应付检查还有开不完的会
如今当上了一把手
宋秘书变得最妩媚
（宋秘书忽然变得很妩媚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苍天无情大地震
震垮校舍我无比悔恨
至亲侄儿也丧命
工程拨款我只取了一小捆
（取得现银一小捆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世间惊魂多 总理煸情急
责任要一查到底
书记我在笑面后天天哭泣
铁窗噩梦摧垮了我身体
（责任要一查到底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调查组来我发抖
一声同志两张笑脸
三份红包拿出手
同志从此再无忧
（书记我从此再无忧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调查结案高效率
大家都是党的优秀儿女
除了成都有个谭作人
时时蛊惑人心怒
（大家都是党的优秀儿女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党员同志齐放狗
抓到令人不安的谭黑手
公审重判颠覆罪
关他五年塞众口
（众口被塞中国安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我们的书记王国卖
他生活越过越富裕
今日进城不奇怪
同志们相聚法院外
阻挡那人的老婆与小孩
铁案做成除祸害
从此无人质疑国难财
（同志相聚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有权在手化作金
党员铁帽护安宁
即使天怒人也怨
尤有黑狱平良心

千古善政唯今世
歌公颂得不可耻，
维持稳定大国梦
众魔齐唱亚克西。

就是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

——与杨恒均兄商榷

笑蜀

不客气地说，杨恒均兄新近发表的博文《从“法治”与制度的高度审视重庆打黑》，几乎漏洞百出。写过很多好文章的杨恒均兄，如此大失水准，是大出我的意外的。根本的分歧，在于对法治不同的立场。恒均兄不同意主要用法治审视重庆打黑，认为无论重庆打黑怎样违反法治，好歹，它抓到的都是真正的坏人！而我碍难认可，在我看来，法治的价值始终是不可动摇的第一优先。

重庆打黑发轫时，我本能联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悖离现代法治精神的1980年代的严打。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曾对我的担忧不以为然，这样质疑我：重庆打黑有什么错？像文强那样的坏人，难道不该打掉吗？当时我就告诉她：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打掉坏人，重要的是怎样打掉坏人。我一点不担心重庆打黑揪不出坏人来，换了我主政重庆，而且我也需要这样一场政治运动来大快人心，我当然会首先抛出几个人人皆曰可杀的混世魔王来立威。但是如果没有铁的程序制约，如果那几个坏人是随随便便就抛出来的，那么你凭什么担保，我明天抛出的，就一定不会是无辜者？

那位朋友这时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服气：你也太危言耸听了吧？她说。但是，不用我回答她了，很快就发生了黎强案，接着，重庆一些律师和外地律师质疑重庆打黑可能扩大化的声音也透过管制的夹缝，渐渐壮大了起来。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由龚钢模案引爆了李庄案，人们终于从中得知，法治的地位在重庆果然不过尔尔。诸如律师不得穷究个案细节，诸如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诸如打黑不许有所谓杂音，但凡所谓杂音即属黑社会所为，如此等等荒唐言论，竟见诸庙堂公文甚或出自悠悠主政者之口，让人大跌眼镜，也让人看够了笑话。

不是我未卜先知，这一切其实是必然。只要是政绩工程，只要是政治运动，程序、法治，就往往靠边站。而只要程序、法治靠边站，你就不要奢望所谓不枉不纵、精确打击，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就是必然的归宿。且不论恒均兄对法治的轻忽，单就“抓到的都是真正的坏人，”恒均兄这话也说得太大了。

但即便如此，我认为最可怕的，倒还不是重庆打黑在法治上的缺失，而是人们对这种缺失竟那么包容，甚至一向目光如炬如恒均兄，也不认为这算什么大事。不客气地说，我认为这折射了当下人心的某种恶毒。对重庆打黑法治上的缺失抱以宽容的诸君，其实也不是傻子，不是不知道这种缺失可能意味着多少无辜者的自由甚至是生命的丧失。但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重要。终于打掉了他们痛恨的几个坏家伙，积郁多年的愤怒终于有了出口，清算的欲望终于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一言以蔽之，他们终于爽了一把，这在他们看来才是最重要的，是压倒一切的。至于那些可能被冤屈的，被侮辱的，被损害的，像黎强那样的主儿，他们可能认为那是必要的代价。

历史上很多把千千万万无辜生命绞成烂泥的绞肉机，大多正是这样的社会心理推动的。当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斩下滚滚人头，起初何尝不是大快人心？中国的“文革”，不也是在横扫一切害人虫的万众欢呼中开场？一个可以随随便便把坏人送上断头台的权力，同样，也可以随随便便把无辜者送上断头台。这早已为历史所反复印证。

所以，纵然重庆打黑确实打掉了几个坏人，也不能证明它的光明伟大全知全能，也无理由就此放松对它的警惕、对它的制约和监督。谁能够说，当年苏区所谓肃反，就一定一个真正的特务都没打掉，一个真正的内奸都没除掉？但无论它除掉了多少真正的特务和内奸，都不能洗清它冤杀近十万红军将士的滔天罪孽。到了现代法治精神已成为时代主流之今日，当然更没有理由说，为了保证能确实除掉几个坏家伙，就必须给权力横冲直撞的自由，哪怕它以“七十码”的飞速在斑马线上撞倒无辜者也不要紧，也该宽容。伤害无辜即为罪，无论它以怎样的名义。因为对几个坏人的愤怒而无视这一点，因为对一种罪恶的愤怒而无视另一种更大的罪恶，只求自己恩仇快意，对无辜者的呼号和淋漓的鲜血无动于衷，嫉恶如仇的背后，该是一种怎样的自私和冷酷。

权力的怪兽不是一天长成的，它是在我们的这种自私和冷酷中悄然长大的；在我们因为自私和冷酷，而对它过度宽容、过度懈怠中悄然长大的。所以权力的怪兽固然有罪，但是更有罪的，是我们对法治缺失的包容，对法治的懈怠。现代法治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现代法治只能从对权力最苛刻的挑剔中，最强大的压力下，一点点锻造出来。如果说法治是钢，那么，那些最苛刻的挑剔，最强大的压力，毋宁说就是钢炉。我们一方面嘲笑法治在中国徒有其名，一方面，却不肯用我们对权力的求全责备，用我们对权利的尊重和对无辜者的悲悯，用我们的耐心和韧性铸就法治的钢炉。我们一点不知道，最可嘲笑的并非法治，恰恰是我们自己。

总之，从法治的高度审视重庆打黑，一点错没有。至于恒均兄所称：“要维护‘法治’的时候，最好先搞清楚，在重庆打黑前，这里是否有你所说的那个‘法治’可以维护？”这个观点很流行，但实际不值一驳。法治要么有，要么无，这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是没有什么逻辑力量的。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制进程固然不如人意，但不是一事无成；中国现在固然说不上法治，但不等于没有法治的萌芽。从当年贺卫方批评复转军人直接当法官而被视为异端，到后来法官职业化专业化成为主流，这难道不是法治的萌芽？从律师只能在体制内，只能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到后来律师职业的市场化、自由化，这难道不是法治的萌芽？要找中国法制进程的缺点太容易，闭着眼睛也可找出很多很多，但纵然它有一万个缺点，也不等于它真的该全部砸烂，一切推到重来。正因为中国法制进程太艰难，太曲折，所以它的哪怕一丁点点成就都弥足珍贵，都值得我们万分珍重。所以我们——包括阅尽人间沧桑的张思之先生——才对重庆打黑中法治的缺失痛心疾首。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也知道，纵然真有法治，也不可能胜任恒均兄要求的除恶务尽。但不能因为不能除恶务尽，而干脆撇开法治。几代人以毕生之力推动的法制进程，不该倒退，不能从重庆、不能从任何地方开这个头，不能让政治运动的滚滚车轮碾碎法治的一点点嫩芽。拳拳之心，昭昭可见。

——原载FT中文网

按：时值谷哥公布中国政府试图偷盗人权人士电邮账户信息并宣布考虑退出中国之际，转载此文。

原文链接：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878

文福罗 （美國）

各国政府至少应该保证本国政府、公司和公民不去干涉网络自由，不让雅虎的悲剧重演。

雅虎创办人杨致远于08年2月21日致函即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希望她协助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师涛和王小宁。杨致远在信中表示，他对于师涛和王小宁因此坐牢而深感遗憾，同时，这也不符合雅虎公司的价值观。杨致远去年曾在国会表示，雅虎承诺在全球保卫人权，该公司建立在开放资讯交流以及使用者的信赖上面，他们深信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重要。杨致远也说，他知道世上有些国家会因为人们在网上说出心里的话而把人下狱，这违反他个人的专业信念的。

美国雅虎公司继被控向中国官方提供用户资讯，导致中国活动人士，记者师涛和网络作家王小宁被捕入狱的两个桉件达成庭外和解后，21日再次受到两名中国用户指控。07年11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全球互联网巨擘雅虎公司对师涛桉提供不实讯息举办听证会，调查雅虎向中国国安部门提供用户师涛的个人私隐资料，导致这位中国记者被迫害一事。04年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用个人雅虎电邮向海外网站透露，当局要求各媒体单位不得报道有关六四15周年事件、法轮功和普通群众群体上访等内容。师涛因此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10年重刑，至今仍在狱中。

此事曾在海外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纷纷谴责雅虎不道德的帮凶行为。6号的听证会上，雅虎总裁杨致远和执行副总裁卡拉汉两人在宣读证词前，对异议人士和他们家属蒙受的不幸表示道歉，并起身向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鞠躬道歉。两位身家亿万的公司高层，被听证会主席蓝托斯训斥为"科技和金钱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

虽然蓝托斯长期以来在国会中支持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对中国的批评甚为严厉，但就师涛桉件而论，蓝托斯的批评一点也不过分。雅虎的做法如同二战中协助纳粹屠杀犹太人的IBM公司一样，为国际上善良的人们所不齿。雅虎辩解说，他们的做法是遵守所在地的法律，这一点站不住脚。向中国国安局提供师涛个人电邮信息的，是在香港注册的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雅虎香港根本不存在要遵守中国大陆法律的问题。况且，就算雅虎到中国经营要遵守中国法律，也应当首先遵守国际法中的人权公约。在中国和世界任何国家，国际法均优先于当地法。事实表明，他们从未考虑用户师涛的安危，没有向中国当局抗辩，更没有尝试循司法途径抗争，以保障其客户的私隐。如果经此师涛一桉仍未能汲取教训，今后如遇同类问题时，极可能重蹈覆辙，令用户身陷险境。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在盈利之外还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够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应当遵守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比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他们自己创业之初秉持的互联网所提倡的信息自由等等。

其实像这样的道德侏儒不止雅虎公司一家，雅虎泄密事件也并非个案，受害者也不止师涛一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近几年许多西方互联网公司为了在中国市场开拓业务、赚钱盈利，而置互联网所提倡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于不顾，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都抛弃了。这些公司在网路监视与封锁上与中国当局配合，扼杀信息自由，协助当局迫害异己，制造人权悲剧，将中国变成了信息的监狱、迫害异己的监狱。比如，思科(Cisco)公司帮助中国建立"网路长城"（剥夺公民知情权的"金盾工程"，微软(Microsoft)公司应中国要求删除包含所谓"敏感"内容的博客，谷歌(Google)公司推出经过了过滤的"谷歌中国"。 Skype、雅虎、谷歌、微软、思科公司协助中国当局审查网络，安装文字过滤装置和对用户发送的电子资讯进行过滤等，凡是出现"民主"、"人权"、"六四"、"法轮功"、"中国腐败"等词汇，都会受到警告或搜寻失效。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雅虎已经成了中国警方的线民，中国所监禁的网上异见人士超过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国际大赦组织年度报告指出，近几年在中国因上网发表观点或交换资讯而被捕、遭禁的人数激增，难以计数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寻求独立思想和外界自由资讯的人士被监控……这些高科技公司成了扼杀中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帮凶，破坏了自由世界传播民主人权价值的努力。

事实上在此前，北京当局曾经要求微软交出它软件加密技术的源代码作为在中国作生意的代价，那时微软选择了抗争，带头组织了一个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商会所组成的联盟，最终北京当局不得不放弃要求。谷歌早先也与北京当局有些争论，北京曾短暂地封锁了对谷歌搜索引擎的所有通入。但在谷歌的强硬立场下，北京屈服了，谷歌的搜索功能被恢复。

不幸的是，西方公司没有从与中国当局的博弈中得到启发。相反，他们后来更多的是选择了屈服，包括雅虎、微软、谷歌、思科等公司。这无疑是极其短视和愚蠢的做法，正如一幢摩天大厦必须有厚实的根基，一个现代社会的商业巨人不能没有良好的声誉和理念。他们必须为公众、为社会担当一部分道义责任，促进社会公正、维护基本人权。倘若惟利是图、牺牲正义原则，纵然拥有巨额资产规模，也只是蓝托斯所训斥的道德侏儒，最终毁掉的将是公司自己的前途。据《市场观察》报道，去年二月美国国会听证会后，Google股价下跌27%。就在11月6日听证会当天，雅虎的股票又下降了五个百分点。

对于这些高科技公司的恶行，文明世界不能默不作声或做旁观者，应当站出来大声批评、谴责他们的丑恶行径，让他们听到舆论的压力、道德的评判和强大的民意。要他们今后必须杜绝师涛此类的事件，使他们在参与制造人权桉件、妨碍信息的自由流通时不得不再三思考，因为作恶必将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在今次国会听证会上，杨致远介绍了雅虎出资设立奖学金，赞助非政府组织，促进人权与新闻自由。这些行动都发生在去年二月国会听证会之后,也就是说道德、善举是可以逼出来的。在师涛和另一位雅虎受害者王小宁的家属在美国起诉雅虎之后，11月13日，雅虎与师涛、王小宁的家人达成庭外和解，雅虎同意支付律师诉讼费，对师涛和王小宁的家人提供财务、人道和法律上的支持，并将成立基金会援助其他的异议人士。总裁杨致远当日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表示："雅虎将坚定致力于在全球支持言论自由与隐私权"。

对于雅虎立场的转变，我们表示欢迎，这也是国会议员、人权团体及新闻媒体等国际正义力量督促的结果。我们期待雅虎案件成为一个契机，今后所有的国际互联网公司都能改变只顾生意、不讲原则的做法，顶住专权的压力及不当干预，免于自己成为打压言论自由的帮凶，以确保互联网是自由的沟通工具，而不是政治陷阱。在原则与利益之间，那些互联网公司巨头今后应该勇敢选择前者，来捍卫网络自由的价值，帮助民众突破当局的监控和封锁，给中国带来互联网的自由。

自由社会也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挽救在中国面临重重困境的互联网世界。自由社会的政府应该为个体公司提供后盾，让所有的公司联合起来按照共同的原则与法令行事。对于主动配合恶法迫害异见人士的本国公司，自由世界的政府有责任审视他们对本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的遵守，对他们提出警告并予以制止。各国政府至少应该保证本国政府、公司和公民不去干涉网络自由，不让雅虎的悲剧重演。同时，他们可以考虑对各种尝试打破网络封锁的努力进行必要的援助。

对于中国当局而言，在经济基本上已经与国际接轨、科技进步带来资讯交流极大方便的今天，应当考虑取消对海外网络的封锁，让中国民众可以真正自由地使用互联网，让中国民众可以像西方国家的人民那样，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表言论，传播资讯，让中国民众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唯如此，才能让中国逐渐挣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钳制的枷锁，让师涛和其他的独立思考人士不再被关进阴暗的监牢里备受煎熬。

02-23-2008修订（11-17-2007初稿）

原题：西安事变真相：张学良煳涂死了——假英雄、假将军、假基督徒

曹长青

（编者按：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七十三周年，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被中共完全扭曲，这篇在张学良2001年底去世之际写的文章，旨在通过评介张学良，使读者对西安事变有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了解。）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係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2001年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几十年中，海内外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版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採访的谈话。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解除党禁报禁后，台湾已有不同声音）。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本侵佔东三省，张学良为什麽不抵抗？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后果？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麽在东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后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

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我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佔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我们採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採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裡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佔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沉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着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裡，热河全境就被日军佔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裡）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瞭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採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史学家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麽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陝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瞭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陝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麽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

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裡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麽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佔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佔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佔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採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麽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责骂政府无能、不抗日。据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后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

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据1996年6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发表的刘永路整理张学思档桉发现的材料，918后张学思的内衣曾被同学用墨汁涂写“不抵抗将军之弟”，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闯进张学良所在的北平顺承王府，拿着那件内衣，面责大哥为什麽不抗日。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后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攻打红军。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蒋介石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学良疑心，蒋可能在一箭双凋﹕剿匪成功，红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蒋的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后来看到蒋的日记醒悟，说明原来他并不瞭解蒋不仅要抗日，有周密国防计划，而且还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据大陆新公佈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瞭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因此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给西安的“西安事变60週年研讨会”论文中就置疑说，“张学良事先真的仍准备一旦蒋答应终止内战一同抗日就会将蒋释放？从今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麽个军事升级法的）。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平，这麽大的军权，又加上这样的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后果？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陝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裡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甦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倖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麽关键是人们怎麽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倖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倖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着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製，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佈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麽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麽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煳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着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家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楣’……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裡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桉。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係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讚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

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陝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大陆公佈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东们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于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后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

在纽约那次聚谈时，当提到周恩来，张学良仍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是“小土匪头”，别人怎麽说，他就随着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于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煳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不满生疑。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后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

而且蒋介石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后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头承诺（没有文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宁可大事被误。在他明确认定共产党是“匪”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称讚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说张学良是“二百五”，那麽蒋介石这种刚愎自用、同样“大事煳涂”就是“二百六”，这样的正、副司令主导下的国民党怎麽可能不丢失大陆？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係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

但蒋介石为人话诟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力量；而在去了台湾之后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战台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后，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后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后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共产党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麽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张学良接着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北京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大陆看看。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透露说，他在台湾的一个侄女去大陆，曾见到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吕正操，吕捎话邀请张学良回大陆探亲访友。吕曾担任中共将领和铁道部长，文革中，吕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被打成“东北帮”首领关在一起。吕对张学良的侄女说，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麽都交待，让承认什麽就承认什麽；但张学思拒不认罪，反而高呼冤枉，结果遭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后因斥骂红卫兵被活活打死。

张学良还透露说，在北京办亚运会时，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后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的侄女，并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大陆看看，他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张学良在透露这些内情后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捲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採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因此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号是“闲云野鹤”。

张学良的老同学吕正操后来还专程飞来纽约，面劝张学良回大陆，但张仍是至死也没有回去他曾说过“想极了”的家乡，而死在海外。

张学良为什麽选择不回去？从纽约聚谈的印象，以及张学良的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后悔之意。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倖存最后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陆，共产党当他的面捧他为“大功臣”，他会很尴尬；但如果他真实道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这可能就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回大陆的真实心理。但中国人的事情，什麽时候会没有政治纠缠呢？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张学良这个人，大陆把他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最后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产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蒋介石的刚愎自用，独裁本性，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

但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瞭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

●张学良是“假英雄”

当然，以张学良的学识和认知能力，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产党后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制的政权，不要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麽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产党了吗？

关键的是今天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对当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倖存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责任的认识。虽然不能说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就是由于西安事变，但毕竟它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和饥饿丧生。但张学良对这些都无动于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

1994年张学良在接受陆铿採访时还斩钉截铁地说，对于西安事变“我愿负全部责任，而且从不后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纽约聚谈那次，张学良仍表示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如果蒋当年没有採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倖存，共产党还最后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裡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他总不至于希望见到共产党坐大吧？但这就是张学良的“可爱之处”，

一生“大事煳涂”，煳涂死了！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陆铿撰文说张学良“对得起中国，对不起自己”。但事实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没有谁比张学良更对不起中国了！

●张学良是“假将军”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象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是个“假将军”。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坏透了。”

这个公子哥是因父亲被暗杀而获掌东北军权的。他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陝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麽指挥作战！”（毕万富﹕“从新发现的史料谈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四之二，美国《世界日报》1996年1月16日）

《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义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张学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实他是个“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

多次採访过张学良的郭冠英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麽忏悔的问题’……”（引文同上）

在纽约聚谈中，当《东方新闻报》主编李勇提到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6．4”屠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麽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6．4”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天底下哪有这种没心、没肺、没灵魂的基督徒？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是违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无数因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国民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着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裡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于夫人于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裡，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裡，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民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倖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赵四小姐，虽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个在身边照料左右、那个熟悉的她。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他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人的命运，他怎麽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时候在大陆曾读到过一篇回忆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麽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裡麵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裡，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后接受“美国之音”採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麽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据最近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于凤至和赵一荻。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麽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后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陆铿曾对我说，赵一荻告诉他﹕她感谢蒋先生，因为没有蒋先生的“管束”，张学良的身体早被“掏”空了。张学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闻，更不是英雄之举。但跟到处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当然张学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岁，除了好色，没有任何其他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份）的赵一荻女士竟这麽可怜，他从张学良那裡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后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

张学良在晚年热衷什麽？1994年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煳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将中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麽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遍的打油诗，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

惟有好色似英雄。

2001年10月24日于纽约（原载多维网）

【寻正按：汪精卫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对张学良这烂人，我基本上没半分好感。】

作者：阿推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

“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

“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

“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

（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心里其实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还真没什么把握。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战略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 “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也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辈，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五：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死是容易的，甚至可以轰轰烈烈名垂青史；而活着，忍受同志同胞的误解漫骂是多么地不容易！那些爱惜名节如羽毛的矫情之士，名节第一不问其余。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赤膊上阵挺颈犯刃，死名死节，壮则壮矣，置家国于何地？！更有国难当头，心怀叵测，摇唇鼓舌混淆视听，以期从中渔利！皆言大敌当前同仇敌忾，却都强人为薪，蜂拥作釜，以图自保。

你才是慈悲众生，舍身饲虎之佛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荣辱趋避之！你才当之无愧！

作者：青近军

在中共历史上，王实味不是第一个被错杀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有可能是第一个因反击某种思潮需要而被拿来祭刀的知识分子。今天来反思当年那件事，似有若干个方面可以令人深省。

王实味，1906年4月5日生于河南潢川县一个知书达礼的破落大户人家，其兄妹有六人，王实味排行第三。他幼年曾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因而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预科，与后来同样因惨遭磨难的胡风为同班同学。1926年1月第一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不满中共北大支部书记段纯干涉其恋爱问题，及其恋爱失败，他便愤而离开北京，辗转去了南京谋生。当然，他也就自动脱离了中共组织。

大约在1937年初，为生计而几经周折的王实味，在河南开封女子中学执教时，始终关注国家兴亡、并仍眷恋中共的他，又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并于当年10月经时在河南大学任教的范文澜介绍，奔赴去了延安。
由于王实味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时，经常发表小说、杂文与英文翻译作品，所以他到延安后，在陕北公学学习四个月后，便被分配到了出版局，后又被张闻天点名调到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专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在这个编译室干了三年，参与了大量对马列著作原作的合译与单译，其译作很多直到解放后还在再版。当然，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那些译作上面。

当时，王实味对翻译马列原著工作似乎很有兴趣，他到延安三年，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喜欢合群，就是一直默默工作。但在他当时写给家里的信中，还说了：“延安的民主空气很好，自已的生活也很舒畅。”因为，当时，他能享受穿显示级别的“干部制服”的待遇，生活上有小勤务兵打饭端水。如果，这编译工作继续下去，也许王实味的人生轨迹会有所不同。

然而，1941年8月，编译室撤消，王实味被分到了中国文艺研究室做特别研究员，由翻译变为了研究，还是研究文艺！这一来，历史注定要有人作某种靶子的命运，便鬼使神差地让他撞了个正着。

抗战时期的延安，确吸引了大批既想抗日、而又不满国民党政权的知识分子投奔到来。之中，更有不少在国统区有很有名气的大作家大文艺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延安的很多现象却又生出了些不满，又想重操在国统区抨击国民党的那种自由，那种“给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艾青语），以揭露延安的黑暗面。但，延安毕竟不是西安，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作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的究竟是民主，还是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一时在延安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

以周扬为首、以“鲁艺”为基地的“歌颂光明派”，与以丁玲为首、集合了艾青、萧军、陈企霞等人，以“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大本营的“暴露黑暗派”，这两大文艺思潮便在1941年后的延安，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同时，还运用上了后来被称之为“大字报”的墙报，最后，延安的正式媒体如《解放日报》也刊载了他们的争论。到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之初，这场理论仗文艺观点仗之激烈，更是上了一层楼。

文化界的人们对争论是很有兴趣的，他们笃信真理是越辨才越明白的。所以，那些代表争论的墙报，刹时导致了极大的轰动。那些贴在墙上或挂在绳子上的纸张上的文字，每天都引来了成千的川流不息的人们观看、议论。

当时的场景，与后来的文革大字报轰动效应，自然不在一个级别上，但它们在本质上却肯定如出一辙。
1942年2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其本意是在思想上批判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所以毛泽东便作了《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然而，文艺界的“暴露派”却以为是赞同他们揭露延安官僚主义的主张，对同一件事，发生了理解的错位。因而，墙报越贴越起劲，并且其烈火还扩展到一切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针砭延安的时弊，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知识分子们高兴的事，政治家却不一定高兴，尤其，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军人们更不高兴。 当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文澜请平日与他关系甚好的王震来看墙报后，王震立即极为不满，并大怒：“前方同志为党为国在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党！”当时，朱总司令、贺龙等都对“暴露派”的观点，发出了指斥，说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

知识分子有不同意见观点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中共历史上自然也不例外。但象这样大规模的有系统观点有阵营有知名干将、主帅的风潮，而且还很有思想市场的情况，在中共党内历史上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都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局面。毛泽东曾以极大热情欢迎过的“文小姐”丁玲，竟还做了这股要“作家的独立性”、要“暴露”延安黑暗面的潮流主帅，更是出人意外。

无疑，毛泽东与中央在研究了上述情况后，其方针自然是：必须打退或纠正这股潮流，否则，处于四面都是敌人包围的共产党首脑机关所在地，没有被国民党反共势力剿灭，却弄不好会让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暴露派”们搞乱搞垮。

应该说，文艺界的“暴露派”们当时的思潮与观点，虽然从根本上讲是起码的民主要求，是一个民主国家内应该得到保证与保护的民主权利。但是，丁玲艾青他们却似乎忘了：延安与陕北特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尽管到处都挂着“中央”牌号的机构，而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尚几面受敌的战时政权。“暴露派”们的观点与要求显然还不适时宜。

从当时中共党的事业来看，确也不能允许一些人在前方英勇地指挥作战，却让另一些人又在后方批判指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阴暗面”。这样的做法，确有点“自毁长城”式的愚蠢。

但是毛泽东与中央也知道，延安的知识分子不是国民党改组派，也不是什么AB团之类，对他们犯的错，绝不能用过去苏区肃反那一套。何况，中共还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参加，因为，毛泽东深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国民党，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

文艺界的“暴露派”与知识界的主张，到建国后的1957年，又重演了一次当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说，1942年那次还有点宽容的笑剧味道，那么1957年的“大呜大放”，给包括所有“暴露派”在内的知识界，其结局则是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从而使他们要历经长达22 年苦难的沉重悲剧。

象丁玲、艾青那样的智者，有过1942年的经历，为何却仍到1957年还要重蹈覆辙呢？ 显然，他们忽视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北京时期的毛泽东，虽是同一个人，但处理问题的条件却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巨变。对1942年的那场知识界风波，可以只重点打击王实味等极少数几个人，而1957年打右派时，则已没有多少需要顾及，可以按比例一网打去，有多少就打多少了。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什么？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就打了几十万右派分子！”——面对有人担心会落秦始皇的恶名，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的笑谈。

但在1942年，对付“暴露派”们的策略，却是经常说的那些：选准靶子，在孤立极少数、打击极少数的斗争中，达到教育、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王实味不幸就成了那场风波中的最大靶子。

王实味也不可避免会成为那场风波中的靶子。如果说，丁玲等人掀起的暴露派文艺风潮是王实味坠入困境的大诱因，而当时中央反击或纠正暴露派风潮的措施是王实味落入绝地的大背景，那么，王实味本人不合群又极倔强的牛脾气，则是他悲惨命运的内在根本原因。否则，做靶子的本不应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因为，他与延安的文艺界关系并不多。

1941年前，王实味有他自已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文艺界的事他没有什么掺合。但他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学也有过一些成就，又是延安“文抗“的会员。因而，不可避免他也会关注发生在文艺界的争论。因而，在1941年5月王实味写了一篇题为《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的争呜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并非是参与文艺界的论战，而全然是为了与自已所在单位马列学院编译室的顶头上司即主任陈伯达的一篇文章，进行的理论商榷。

当时已做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显然不高兴象王实味这样没有多大地位的属下来与他搞 什么“商榷”，因而，他便回应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而文 中，采用了对王实味观点的断章摘句，然后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再进行批判的手法。

陈伯达在文中，首次指责了王实味是托派观点托派思想。当时，陈伯达并不知王实味与托派有 什么联系，他的指责只是他习惯性的扣帽子文风。

不料，王实味真还与托派分子有过一点关系，并且他到延安时也未向组织说明过。因此，陈伯 达的这篇回应本为扣帽子的论文，竟在客观上成了王实味后来“能”被选作成为靶子的导火索 。

真是阴差阳错！

王实味于1926年在北京大学的中共支部内的同学兼同志王文元与陈其昌，在1930年时曾与 正在上海卖文为生的王实味突然联系上了，已脱党的王实味与妻子刘莹（她时为中共党员）自 然很高兴。但当时，王文元与陈其昌却转变了立场，追随陈独秀做了托派，王文元还当了托派 的党中央委员。王、陈二人的观点自然对王实味有些影响，他还与王文元共同翻译了《托洛茨 基自传》一书，交新生命书店出版了。

不过，一则，王实味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他只是从局外人的观点看托派的理论，何况王、陈 二人还是他过去关系很好的老同学，翻译托派书籍之中也有为生计考虑的原因，这应在情理之 中；二则，当王、陈二人劝王实味加入托派组织时，骨子里有着不事二主观念的他，确断然谢 绝了，他还对王、陈二人谈了他对托派另起炉灶的做法不满。后来，为了躲开王、陈二人的劝 说，王实味夫妇竟毅然采取了搬家的手段，使王、陈二人不能再找到他。但在1932年，王实 味得知王文元被国民党抓捕关进监狱后，他则去了狱部，想看望一次老同学，但未能如愿，只 给王文元送进去了一些食品与二本书。

王实味与托派的所谓关系也就是与这二位同学的一些交往。

在他到了延安后，他之所以没有向组织说过这些情况，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已并未参加托派组 织，也没有参加托派的活动，仅仅只与自已的有托派背景的同学正常往来而已，没有必要向别 人说，免得自已反而说不清。

但陈伯达在其回应论文中，给王实味的观点扣上了托派帽子一事，却让王实味感到了害怕。因 为，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一事，毕竟总是他的一块心病。与其让人不明不白地扣大帽子，还不 如干脆自已主动先向组织说清楚。因此，在这期间，王实味就到中央组织部坦白了上述自已曾 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的交待。

事情如果只发展到这儿，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根本就不算多大的事。因为，托派分子都是 以前的中共党员，在中共党内与托派分子有过个人情谊的人，也并非一个两个，关键是只要没 参加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所以，在王实味向组织交待了上述事情之后，也没有为此给王实味以 什么处分。

如果王实味不再在此后又写出并发表著名的《野百合花》，那么仅仅上述与托派同学交往之事 ，则还远不能构成王实味的靶子身份，王实味也许就不会成那次文艺风潮的替罪羊。

历史已无法“如果”了。在整风运动开始后的1942年3月，自以为是批评官僚主义纠正党风 的《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王实味在《谷雨》刊物上 了还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

还是在这个3月份，王实味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 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与《零感两则》。

罗迈即李维汉，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当时已警惕地注视着文艺界动向与整风运动动向的毛泽东，不仅看了王实味的文章，而且很快 作出了研究与应取的决断。

靶子正式确定。

王实味不是文艺界中人，他又没有什么牵牵扯扯的社会关系与影响，平日由于其性格暴躁又倔 强，故同事关系也不太好，但他文风尖刻的文章影响却不小，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发言还经常赢 得阵阵热烈掌声。动他一人，不会有多少人来讲情，可确又能收“杀鸡警猴”、从而仍能团结 延安的大多数文化名人之效。

靶子的打击点也不先从其文章入手，那样反易引起同情，而选择其政治薄弱处进攻，则可打开突破口，进而扩大战果，最终达到纠正延安文艺界“暴露派”们民主自由冲动的毛病之预期目 的。

王实味的政治薄弱处，就在于他与托派分子有过一段一时还说不清的的往来。而毛泽东显然已 研究了王实味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已知道了王实味向中央组织部的坦白情况。

因此1942年4月，即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不久，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上 ，包括贺龙在内的八位发言者，除徐特立外，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毛泽东在其总结发言时，则鲜明地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

他说：“《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 丁玲同志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界名人，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请他们提意见 ，或解释某些事情。直到在4月27日，再由他与时任中宣部长的凯丰联名，向延安文艺界的 百余人发出了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参加这次历史性著名座谈会的人士，除了丁玲萧军艾青 等名人外，也还有一些当时并不知名的文艺人士。但是，作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特 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却没能受到邀请。此前，毛泽东找了那么多不同意见的文艺界“暴露派” 人士谈话讨论，王实味也未能有此殊荣，而被冷落在一边，使他明显成为了知识界的“另类” 了。

“孤立极少数”政策的威力，想必当时满肚子话要对党说的王实味，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了。

从5月2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5月23日结束，热热闹闹开了二十天，文艺家们的思 想也终于由各执一见，而定于到一尊，并成为今后必须遵循的规范了。作家们原来请中央制定 文艺政策的要求，也悄悄变成了请中央在体制上对作家艺术家们制定政策的要求。

在座谈会结束后，显然王实味的观点再也不会有什么同盟者支持了，中央研究院便开始了对王 实味的猛烈批判 。从5月27日开始，一连串的以王实味为斗争目标的会议，便有组织有准备 的展开。起初，对此心存抵触的王实味借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已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直 到6月2日休会一天时，王实味这才找了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说是因为自已 “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自已所要走的路”。

然而，此时已不是他王实味退不退党的问题了。于是，王实味决定参加6月4日召开的大会， 作一个长篇自我辨护发言。

中央研究院的批王大会，实际已不再局限于中央研究院，而成为一场中共中央反击延安文艺界 “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攻坚战了，因此，由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直接指挥，毛泽 东也亲自过问。6月3日会议后，还专门在杨家岭的毛泽东住处开会，研究如何对付第二天王 实味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情况应采取的措施。当有人提出：如果王实味在会上仍不认错、反而 发表长篇大论时该如何办？毛泽东即指示：准许插话！（即从下面插话驳斥王实味）

在6月4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王实味仍不承认自已的文章有问题，并且公开承认了自已过去 确与托派同学有过联系的事，但他认为，这是个人之间的友情，与政治无关，同时还说从人性 的角度看，今天他仍认为王文元与陈其昌二人是好的。大会上有15个人发言批判了王实味，但 ，王实味坚不放弃自已的观点。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又召开了有延安70多个机关人员1000余人参加的大会，继续批判王 实味。但王实味本人没有与会，使大会成为一场缺席审判。实际上，从头至尾，王实味除6月 4日上午那次参加了之外，他就不再参加任何批他的会议了。

当然，王实味参不参加会，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延安的整个文艺界甚至整个知识界，都已对 王实味那些文章的观点（实际上又是很多文艺界人士持有与曾提倡的观点）展开了批判，让所 有的人，特别是让以丁玲为首的文艺界“暴露派”们在实际上缴械投降，而站到了批判王实味 观点的位置上了。

丁玲艾青们除了在大会上先捡讨了自已过去观点的错误外，重点的发言更是在批判或咒骂王实 味。丁玲说：“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 坏革命的流氓。”提出对王实味“要痛打落水狗”。曾在两个月前还写过《了解作家，尊重作 家》一文的艾青，此时对王实味则评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时，就象 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是够不上‘人’这个 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今天我们来看那段历史，虽有些吃惊，但，我们确也不必对丁玲艾青们落井下石的行为说三道 四。这样的事，当年在延安发生了，而在建国后的1954年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中 ，在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直至在文革中，在清 除“精神污染”中。……人们不早已是屡见不鲜了吗？

在这里，我只觉得也许我们应该纠正一个错误观念了：即文化人必然是相对品位高尚高雅的文 明人。对此观念，没有文化或少有文化者自然是深信不疑，而不少文化人自已则更是感觉优越 ，将文化水平知识水平与人的品行品德划上等号，自觉高人一等，享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

而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与现实的情况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与此观念相违的事实。这些或那些令 人惊心惊异的事情，过去有，现在更有，也许将来仍会有。

应该说，随着人类文化知识的不断增加积累提高，伴随着出现的，也必然是人类整体文明程度 的提高。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固然有可能也出现其文明境界的提升 ，但，这之中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系。因为，决定一个人品性品德的因素，并非只有文化知识 这一块领域，而是还有很多非文化的原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曾有、也仍继续有那么多的 近于文盲的乡下人，常常能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极为高尚的美德。

如果我们能够原谅曾在各种各样场合下，没有表现出高尚美德，相反被迫或自愿做过一些卑劣 之事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因为，毕竟他们仍是常人而不是圣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又还要 在观念与现实中，让“有文化的人”绝然与高尚品性划上等号呢？！为什么要让有些明明是卑 劣之徒的家伙还能顶着文化人知识分子身份招摇撞骗冒充必然的圣人贤人呢？

但，不会是每一个文化人都缺乏胆识只管自已，而不顾真理与事实的。在批王实味的大会上与 会后，作家萧军就对批王大会上不讲理的状况，深为不满，并对不讲理的发言者发出几次吼声 ，说要让王实味讲完话。会后，萧军更是对人说出他的不满，认为对王的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 说理气氛。甚至，他还凭着自已与毛泽东私交不错的本钱，到毛泽东处为王实味讲情，想请毛 泽东为王实味解围。当然，他并不知道毛泽东与中央的部署，所以，他只能得到毛泽东的一句 忠告：王实味有托派问题，你不要管这件事。
此后几十年，萧军也要为他的这次侠义胆气吃尽苦头，因为，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 让他戴了几十年。而这罪名并非由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定，而恰恰是他的文艺界领导同仁主动“ 送”来的。

大规模的批判会议结束后，只有丁玲为首的“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率先开除了王实味的“文抗”会籍，其他方面倒还没有对王实味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实际上，经过文艺座谈会与批判王实味这二件事，中央可能认为延安文艺界的自由化问题已基本解决，而批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结局，并非是为批王而批王的。毕竟在当时，还有更重要的抗战大事要做，而不象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可以从容，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

但是，总想在整风审干中搞出些肃反名堂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不想就这样放过死不认错的王实味。经过康生的一番折腾，果然，搞出了一个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1942看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就以这“五人反党集团”罪名，上报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签署同意，并由毛泽东亲自批准，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该决定说：“王实味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这年年底，王实味被隔离审查。随着审干运动的展开，1943年4月1日晚，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了王实味，将其关进了社会部看守所。但是，毛泽东此时也明确指示：对王实味“不要放也不要杀”，“不得擅自处理”。显然，毛泽东是很明白王实味问题的本质的。当时，要整或要纠正的并不是王实味这个人，而是一股思潮。

经过一段监牢生活后的王实味，精神上完全垮了。毕竟，他是一个思维会转过不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无知亦无多少思想的鲁莽之徒。虽然，看守所确未对他用刑讯，但监牢中各方面都毕竟不比外面自由天地，从来就自由惯了的王实味在里面是不可能精神不垮的。因而，在后来的审干运动中，始终不认错的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度认罪供罪悔过的人，在监牢中，他还胡乱承认自已是托派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参加过托派的“十月社”，等等。

不过，对此，连社会部的审讯人员也不相信，而只视他是脑子有毛病了。

1943年夏末，1944年夏初，先后有二批中外记者访问延安，因王实味的问题已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传得沸沸扬扬，甚至都说他早已因《野百合花》文章被处死，所以有不少记者要见见王实味。记者的要求都被允许了，他们也都见到了尚还活着的王实味。但是，王实味那种木然承认自已是托派分子、是犯过错误而受到宽大“在休养”等现场情况，还是让一些记者（包括时任《新民报》著名记者的赵超构）看出了王的神经已有些不正常。但，王实味的确还活着这一事实，毕竟是真的了。

1946年，审干运动中大部份被错整的人，又都一一甄别平反了。被囚禁了三年多的王实味也面临了被甄别的时刻，但是，由于是由康生一手定案，所以中央社会部还是给王实味定了个“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此，王实味坚决拒绝签字。但结论已定，王实味不签字也要被戴上这顶帽子，并被继续关押。
1947年3月，因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便于3月17日从延安撤离。已被囚禁了4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实味也由中央社会部两名干部押送，随中央机关撤离。4月16日，到达山西省的兴县，晋绥公安总局主管审讯与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设在那儿，王实味被移交给这个看守所。

6月12日，国民党飞机的一次轰炸，使这个看守所被炸毁，因而看守所需要转移。对王实味这个中央级要犯该如何办，晋绥公安总局只好请示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都驻在附近的临县一个村子里。接到晋绥公安总局的报告后，康、李二人便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

1948年春，毛泽东与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了中央后委所在的这个临县三交镇，在此，他得知了王实味被处死的事，立刻大为震怒，直喊要社会部“再赔出一个王实味来！”无疑，毛泽东确认为处死王实味是个大错误，这样，也是破坏了中央对王实味的政策。何况，早两年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时，就整风审干问题，毛泽东曾公开向记者团的中外记者们说过：“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是教育人。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今天是民国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这里说了，如果杀了一个，岂不是自已打自已的嘴巴。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

但是，人头已经落地，死而不能复生。

1948年8月31日，李克农就处死王实味问题，向中央写了一份捡讨报告：“……只借口军事情况紧急……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的错误。……”

王实味被杀33年后的1980年春，李维汉在撰写回忆录时，谈到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与王实味的问题时，说：“王实味的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

这里李维汉是好心，以为王实味是因他主掌的中央研究院整风而被批致死。其实，他只是高估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恶果。

王实味的家属也在其后不断地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请求重新审理王实味一案，为王平反。

王实味平反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他究竟是不是托派分子。若真是托派成员，这反就不好平。按当时政策，托派就是敌人，对敌人则没有什么错杀不错杀的问题。若能搞清楚不是托派分子，则就是同志，那一切都能研究。

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帽子，戴了几十年，可是从来就没有过正式的证椐。因此，看来推翻此错误定论应该没有问题。何况，王实味的平反一事还得到包括李维汉在内的大批延安老同志的支持。但是，直至李维汉于1984年去世，王实味的平反问题仍无进展。为什么呢？

后来得知，王实味当年的北大同学、真正的托派分子王文元，在国外曾写过一本《双山回忆录》的自传书。在那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而这段话就成了王实味摘去托派帽子的障碍。因为，中央组织部虽找不到当年定罪王实味托派的证椐，但也决不能有王确为托派的依据才行。可是，这位王文元先生的书中证词，却又偏偏说了王实味是托派的事。因此，为王实味摘去托派帽子的事，就给冻结了。

也许王实味的冤魂尚存，感天动地。眼看为王实味平反的事在20世纪将会没指望了，因为幸存者中，显然没有谁还能证明王实味确不是托派分子的根椐。不料，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发表的文章，竟一下子使王实味的平反问题峰回路转，将事情顺利地推动了。

曾随李维汉调查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宋金寿先生，于1984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党史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王实味问题》的文章，文中，谈到了：若要为王实味平反，关键是要找到王不是托派的证椐，而现在，却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因为谁都不知道王究竟参没参加托派的事。

事有凑巧，宋文发表的第二年（1985年），在英国定居的王文元在一家图书馆中竟读到了宋金寿的上述文章。王文元连忙写了一篇文章《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并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王文元在文中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他与王实味在北大与上海的交往情谊，并用确定的态度说明，王实味从未参加过他们的托派组织。王文元也估计到他原来写的《双山回忆录》中有关王实味的文字，可能给王的平反带来了麻烦，因而，他在这次的文章中，便专门纠正了他原来的说法，承认那说法“不甚确切”，并强调重申王实味“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

王文元的这种特殊证词真的起了作用。毕竟，没有谁能拿出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证椐，作为王实味问题的间接当事人王文元的说法，便能做为一个有力依椐。

1986年重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经胡乔木批准，有关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注释，被取消了。中央组织部与公安部也重新开始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复查。后由于种种情况，直至1991年2月，公安部才正式发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但是，王实味的党籍问题却没有被恢复。椐说，在有关领导圈阅关于王实味案报告时，对于平反，所有的人都表示同意；但在是否恢复王的党籍一事上，则只有两位同意，占绝对少数。 从这个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为什么要批判王实味。

几十年前的一件冤案，总算得到了平反昭雪。虽然，这一切来得这么迟，也仍是桩大好事,表明历史无论如何总会要前进的。

寻正按：反对垃圾焚烧处理并无必要，但中国的垃圾焚烧处理由于政府与民众监管不力，存在着重大隐患，国家给予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的本意是造福于民，但腐败的管理机制与不透明的政治体制可以将社会福利工程变为社会公害，不适当的垃圾焚烧，不采用现代科技与严密监控的垃圾焚烧，比简单的填埋处理可能更为有害。抵制公害工程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事关切身利益，不散步不行。但无能怎样，不可以误导民众，连真正有利于民众的现代科技发展起来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都一块儿抵制了。转载此文，并不代表我证实了其中内容，读者当自有主张，谨慎结论。

胡星斗，1962年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全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国内外学者一片欢呼与称赞，什么中国 GDP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很快赶上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世界第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 500强的利润超过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给人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快超越美国了。

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数据所迷惑，应当看到：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日本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 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

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谓中国的进出口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是因为美、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在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他们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减少了从本土的出口。而中国在海外生产很少，只能廉价出卖本国资源。如果美日将从国内海关的进出口与海外购买及销售加总，那么他们的广义进出口总量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156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GDP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

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寻正按：此文为杨恒均先生批判的雷人文章英文原文，见于《澳人》2009.8.25版，黑体为转载时所加。此人分明一个，抄别人一句话，“舔执政党肥屁股的投机商人”，屁股决定了脑袋，没办法，他在中澳两国开办商业咨询机构，说穿了，靠大家误以为他跟他兄弟的关系来骗钱的，当然，也不完全是骗，执政党喜欢他，会给他经济上的便宜的，正如此文所言，和气生大财，能吃通中国，就可以两边吃通了，也就能生财。再不吃两年，弟弟下台后，就少了很多的联想与人气了。即使是此文，也有些地方在为澳洲政策辩护，但显然，国人会轻易忽略的。】

Goodwill offers a rich yield

Greg Rudd | August 25, 2009

Article from:  The Australian

I REMEMBER my first girlfriend’s father proudly telling me he was born in the house next door, married the girl across the street, bought the house to the right of his parents’ place and had happily lived there for 30 years.

He knew everyone in the street and was suspicious of newbies until they’d been to their quota of backyard barbies and passed the local acceptance test, whereupon they were given qualified support.

Today, China has moved into our street. We are suspicious, so it’s time for a few backyard barbies to help build the bridge of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This journey of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will take decades but it’s a journey we should embrace not shy away from. It will enrich us. It will enrich China. It will also protect our children and protect our country.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do not always equate to agreement. Show me a marriage where there is constant agreement and I will show you a sham.

Would communism work in Australia? No. Would democracy work in China? No. If you transported Australia’s version of democracy to China today you would have 102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by this time next year and civil war in China by the end of year two. War lords and crime lords would rise to replicate the dismantling of the USSR by the power of 10. And that’s not even including the always eager separatist provinces wanting to go their own way. An eco-political tsunami would roll through the world.

Are the Chinese hard handed at times? Yes. It’s a tough gig running a country of 1.3 billion people. Better them than me. 【寻正按：陆克雷在这里还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有时被镇压吗？是的。治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并非易事，当然最好是他们而不是我被镇压了。参考消息选择了善意的理解：呵呵，他们比我们强！恐怕陆克雷的谦虚也太假了些吧？】Have we made hypocrisy an art form in the West? Of course. Call it spin, PR, branding - whatever you want - but deep down we know the truth because we know ourselves. At least the Chinese have the honesty to call their state mouthpiece a Propaganda Department. Not that it should keep that name if it wants to do more business with the West - more subtle spin is required for the Western palate.

Free press is a two-edged sword. I’m always explaining this in China. I used to teach journalism and the fundamental mantra of journalism 101 in the West is that good news is bad news. Harmony doesn’t sell newspapers or win ratings.

As in all novels there has to be a villain. I tell my China buddies, who get somewhat peeved at times with Australian press coverage, that it’s simply China’s turn to be portrayed as the bad guy. Take it on the chin I tell them, but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ly. “Other countries have had their turn before you so don’t feel special - and we’ve all got our skeletons in the cupboard. In Australia we can quite comfortably talk abou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lsewhere while many indigenous citizens still live in Third World conditions.”

Above all, I insist at lunches, dinners and meetings in China that everyone keep a sense of humour. Humour has a better chance of saving our planet than carbon sequestration or the UN.
There is no point giving China a hard time. China essentially has a good heart and can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ivilising of humanity. We have to respect China and China has to respect us. We have to educate China about Australia and China has to educate us about its 5000 years of struggle in civilisation.

Compared with our 221 years of post-indigenous civilisation, China has far more interesting, violent, uplifting, tragic and meaning-of-life stories than we can imagine. If stories are the currency of life, then China has a lot to offer.

With few exceptions politicians are not the best bridge-builders when it comes to forging positive and las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ries, although Colin Barnett and Simon Crean are doing a fair job. Politicians have many agendas and almost everyone is expendable in their desire for survival.【Maybe we should change the wording: Businessmen without morals can have many agendas and almost anything is expendable in their desire for profits.】 Better to leave the building of lasting friendship bridges to more ordinary people: tourists, artists, architects, educators, students, businesspeople, religious workers or construction workers. More exchange programs should be inaugurated between Australia and it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China is willing to build these links. Australia should be, too.

It’s time Australia made a renewed effort in understanding China. We need a long-term win-win situation here, not a short-term finger-pointing episode.

Did China handle the failed Chinalco-Rio Tinto deal well? No. A market economy is always moving - it is not a planned economy - and things are fluid. There needs to be a plan B and plan C, which China didn’t have. And was rival suitor BHP really just going to go away after putting in the early hard yards? Not likely. Did Rio and Australia handle the Chinalco deal well? No. Public relations courses will be using it as a case study for years in what not to do when handling cultural sensitivities.

Is it easy for Australian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No. Is it easy for Chinese businesses to do business in Australia? No. Both find it frustrating.

Eighteen months ago I was ask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a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 what China could do to stop any takeover of Rio Tinto by BHP. I said: nothing, it’s market forces. My advice was to support China’s Fortescue Metals Group and the Midwest iron ore investments to provide competitive sources.

Is there a vibrant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Yes, entrepreneurs abound. 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 evil control freak? No. Stereotypes are dangerous.

Do Chinese try to rip you off? Of course. It’s the basis of their haggling system in every Chinese market that Australian tourists love, the pursuit of the best deal. If you don’t haggle, the Chinese lose respect for you. To them it’s normal business, built into their psyche, part of their culture.

Should the Opposition Leader in Australia have broken tradition on a bipartisan approach to China in an effort to wedge the Prime Minister, using the argument that “the PM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aybe it’s too close?”, turning a positive into a negative? No; all politics and no policy never lead to a healthy outcome. But the opposition has spooked the government on China to a degree.

Provincial cities in China are screaming out for Australian trade offices to open up in their patch so as to do business with Australia, bu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budget allocation is diverted to other less controversial countries. Sure, China is pumping investment dollars into Australia, but the amount is still a small percentage of all foreign investment, so why the fuss?

Once China understands it can’t buy resource supply chains to provide cheap returns at Australia’s expense, all the better. China is quickly learning that lesson. You’ll see far more sophisticated investment vehicles from China soon.

Australia runs the risk of taking China for granted. Not a wise move, as China has other places to invest. Don’t look at China today; look at what relationship you want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20 years. You have to start building that relationship now and it has to be bipartisan.

Should Australia have given US-based Uighur leader Rebiya Kadeer a visa to enter Australia to give her version of reality in Xinjiang? Yes. Like it or not, everyone gets a voice in democracy. China has to understand that. But don’t lecture the Chinese - explain it to them. Even the most gifted student doesn’t always get it the first time.

If China believes Kadeer is a master terrorist, then they should explain that to us, show us the evidence rather than the rhetoric. Democracy also gives China a legitimate voice in Australia and we are willing to listen, but we don’t like being lectured to any more than the Chinese. If there is hard evidence, then she won’t be back.

My mother taught me when you walk into someone’s house you shouldn’t be rude. You may not like what you see sometimes, and advice and suggestions can be given in the right spirit and in the right atmosphere, but always remember it is not your house.

When we are in China’s house we should show respect and when they are in our house they should show respect. The real relationship should be built around the barbie in the backyard, or the equivalent, in a urbane and civilised way without resorting to threats and painting stereotypes.

A retired Chinese general once said to me, “If there ever was a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here would Australia line up?” I told him that as much as China often says to me the West doesn’t understand China, to ask a question like that meant he obviously didn’t understand the psyche of most Australians. He cocked an eyebrow for me to explain.

“Most Australians would rather have a long weekend, an extra hour in the pub, an afternoon kip or a barbie in the back yard rather than go to war.”

He looked at me and smiled. “Yes, maybe it’s time the Cold War is over.”
One can only agree. The Cold War is over so let’s keep it that way.

Greg Rudd is managing director of GPR Asia, based in Beijing. It advises on investment and joint ventures.

源于：悉尼晨报（The Sidney Morning Herald）2008.5.10

Revealed: young Rudd’s China sermon

May 10, 2008

Young Rudd … "moved" by Wei.
Photo: Peter O’Halloran

KEVIN RUDD famously stole the stage from John Howard last September by addressing China’s president Hu Jintao in Mandarin at a state lunch during APEC.

While Rudd was welcoming Hu in the Grand Ballroom of Sydney’s Sofitel Wentworth Hotel, outside in Hyde Park a Chinese man called Wei Jingsheng warned a protest rally that attempts by Western leaders to win China’s favour would only make Beijing’s communist regime more dangerous. Rudd’s remarks dominated evening news bulletins, helping cement his pitch to voters as the alternative prime minister. By contrast, Wei’s presence in Sydney passed largely unnoticed, despite hi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s China’s Sakharov. A former electrician, Wei spent 18 years in prison in China for advocating human rights. He i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he was also a seminal influence on Rudd. Back in 1980, the 23-year-old Rudd handed in his honours thesis in Asian studies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cover page contained two large Mandarin characters for the word "renquan": human rights.

The next page sets out the title: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Case Of Wei Jingsheng.

The topic of Mr Rudd’s university thesis has been known for some time. But its content has so far not been reported. It turns out

to be a compelling and highly detailed 300-page dissert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Wei’s role in the short-lived Democracy Wall protest movement which emerged in Beijing in 1978. Rudd’s account is couched in neutral academic language. Yet it conveys a clear sense of Wei’s courage and of the Machiavellian way China’s then supremo Deng Xiaoping manipulate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long-ago writings of Rudd the honours student turn out to be highly relev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approach of Rudd the Prime Minister to China.

For the thesis shows that from the start of his lo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Rudd had a sophisticated analysis of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t reveals his thinking on the issue to be a mixture of idealism and realism.

The thesis is sympathetic towards those pursuing political freedoms and clear-eyed about the dictatorial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despite being written in an era when many on the Australian left were in the thrall of Maoism). Yet it is far from naive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change in China.

Rudd starts by noting that when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William Martin translated 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 into Mandarin in 1864, there was no classical Chinese word for rights.

"The concept … presupposed the 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whereas for two thousand years, Confucian China had taught not the 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but the primacy of that individual’s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Rudd writes.

He goes on to chronicle debates about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China through the imperial, republican and communist periods.

Rudd says that despite occasional liberalising tendencies, the common thread in Chinese history has been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e.

"In Imperial China there was no no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for animated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rights and the role of rights in a new China - though the military demands of the time meant that rights became little more than a theoretical notion. In communist China, rights were defined in terms of class rights which were to be exercised by one class over the other. In all these periods, rights were conditional on one’s duty to the collective … Such conditionality is antithetical to the absolute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espoused in classical Western liberalism."

Rudd then turns to Democracy Wall and the events of late 1978 and early 1979, still fresh at the time he was writing. The political context was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s embrace of economic reforms. Deng stepped up the "four modernisations" policy of reforming agriculture, industry, science and national defence and the regime launched propaganda drives to support these reforms.

But, Rudd says, these campaigns caused people like Wei to ask why political freedom was not also being embraced.

A wall behind a bus station in Beijing became the focal point for these debates. Posters were displayed, unofficial journals sold, speeches delivered and protest rallies held. Rudd emphasises the complexity of this movement and its entanglement with the power politics playing out on th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For some activists, the emphasis was on democracy as a way of realising the four modernisations. For Wei, it was an end in itself, an essential fifth modernisation.

Rudd carries out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of several articles Wei wrote at this time, praising the "complexity, vitality and substance" of the ideas and showing how Wei attacked Marxism and Maoism as antithetical to democracy. When Rudd turns his attention to regime’s response, he describes official arguments against democratic rights as Orwellian.

He suggests that by late 1978, when Deng had achieved his political goals inside the politburo, the regime’s hands-off stance on the democracy movement had served its purpose. But the authorities deferred punitive action until Deng returned from a visit to the US where he cultivated the image of a liberalising China. The crackdown came in March 1979. Wei and about 20 others were arrested.

The final section of Rudd’s thesis translates the transcript of Wei’s trial. There is no commentary or analysis, yet Rudd’s translation of this single day of proceedings provides great insight into the regime.

There is the prosecution’s vicious invective. "The defendant Wei Jingsheng served as a willing running dog for the Vietnamese," the prosecutor tells the Intermediat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Court. "He is the unadulterated scum of the nation. His crimes are against the people."

There is the pathos of fellow activists forced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Wei.

"The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party, dealt with me in a lenient and timely manner," one of these witnesses tells the court.

"I have now returned to my position at work. I have resolved that from now on in my work, I will uphold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will make a real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 modernisations’."

And finally there is Wei’s spirited, intelligent and irreverent defence.

In response to a charge that he passed military secrets to a foreign journalist, Wei points out that the regime’s official guidelines to citizens on safeguarding secrets are themselves secret.

And as to the core criminal charg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y, Wei says: "After many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despotism and obscurantism of the Gang of Four,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now believe that if one complies with the will of those currently in power, then one is revolutionary, and that if one opposes them, then one is counter-revolutionary. The revolutionary tide of today is that of democracy.

"Because democracy is the current revolutionary tide, those people and those things that are opposed to democracy, those despotic conservatives who stand opposed to the tide of democracy, they ar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of today."

Rudd closes his account by observing that Wei was clearly aware of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ions.

"It follows that he must have been motivated by a profound commitment to the ideas contained in his writings," Rudd writes. "One cannot but be moved by the courage with which he defied a system which ultimately brooks no dissent."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Rudd completed his university studies and landed a plum posi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It may be that the thesis helped. For it displayed many of the skills of a diplomat: garnering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 foreign culture and analysing political events.

In 1981, as Rudd started his career in public life, Wei was transferred to solitary confinement at Beijing No. 1 Prison. He languished in Chinese jails and labour camps for years, suffering beatings and losing several teeth due to malnutrition. Despite the intimidation he wrote defiant letters from his prison quarters to China’s leaders until he was deported to the US in 1997.

What is the lasting significance of the academic work of the young Rudd and the case of Wei Jingsheng?

Rudd’s expertise in foreign affairs and China were positives in his election campaign last year. Voters know Australia’s economic future is tied to China’s rise. Yet they retain strong reservations about human rights there.

On his first visit to Beijing as Prime Minister in April, Rudd balanced these imperatives, raising concerns over Tibet forcefully while still presenting himself to his Chinese interlocutors as a friend.

In a speech to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Rudd carefully used the word "zhengyou", which connotes the true friend who dares to disagree, rather than the more common Chinese term for friend. It was an approach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nuanced analysis Rudd offered nearly 30 years ago when he expressed admiration for Wei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Western-style rights were alien to the Chinese 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 his part, Wei is sceptical about those who believe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China mus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turning a blind eye on human rights.

"These Olympics are the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e wrote in March. "Having invited the world to polite tea, the Communist Party rulers have turned their palace of power into a global glasshouse.

"They can no longer show both the smiling face of a ‘peaceful rise’ to the world and the stern face of brutal suppression at home. The Olympics will force China to show its true face. Only international pressure, by the IOC and others, will make sure it is the face we all want to see."

　　大连日报2007-05-11

　　1

　　大连为碘缺乏地区

　　记者：碘缺乏病是种什么病？为什么说食盐加碘能防治碘缺乏病？

　　市卫生局：碘缺乏病是我市常见的地方病之一，是由于自然环境碘缺乏造成
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现的一组有关联疾病的总称。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
和胎儿流产、早产、死产以及先天畸形等。缺碘导致的不仅仅是甲状腺肿的流行，
更为重要的是对儿童智力发育的危害。

　　防治碘缺乏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食用加碘食盐。1915年，瑞士开始推广
碘盐防治碘缺乏病。1915年－1920年间，美国首次在俄亥俄州使用碘化钠水溶液
进行大规模缺碘防治研究，结果表明，碘制剂可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地方性甲状腺
肿。1922年瑞士开始全民食盐加碘，由此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从1950
年起没有发现克汀病新病例，新生儿、婴儿和儿童甲状腺肿很快消失。美国从
1924年开始大规模推广碘盐，5年后该地区学龄儿童的甲肿率由 38.6％下降到
9％，到1951年时甲状腺肿大率已降至1.4％。以后地方性甲状腺肿在美国逐渐消
失。

　　199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上承诺在我国消除
碘缺乏危害。1993年9月召开了“中国2000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动员会”，
1994年后国务院相继颁发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
营办法》，在全国实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计划。

　　市民：大连是沿海地区，市民多食海产品，还会缺碘吗？

　　市卫生局：有人说：我们大连市民由于居住在沿海地区，吃海产品多，不缺
碘。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误区。我市虽然地处沿海，但人居住的陆地环境由
于地质原因是缺碘的，地面水包括我们饮用的自来水，碘含量普遍低于5微克／
升，在这种环境产生的粮食、蔬菜和动物食物均缺碘。碘在人体内不蓄积，因此
它的食用安全性较好，但也由于这一特性，补碘要求采用“每日微量”的原则。
有实验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吃海带补碘，二三天就要吃一次海带；如吃海鱼补碘，
每天要吃至少100克。由于很少有人能坚持这种饮食习惯，经检测，我市居民原
地方性甲状腺肿病区尿碘低于50微克／升，市区尿碘水平也仅在80微克／升左右。
按照国际卫生组织（WHO）的标准，我市除长海外，其他地区均属于缺碘地区，
需要在膳食以外补充碘营养。因此，1995年，为贯彻落实《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
病危害管理条例》，市政府发布公告在全市开始实行全民食盐加碘。

　　2

　　补碘让大连孩子更聪明

　　记者：自1995年至今，我市推行食盐加碘的成果如何？

　　市卫生局：十余年来，在市政府地方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卫生、盐业、教
育、妇联等十余个部门密切协作，专业人员积极努力，我市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取
得了巨大成就。在推行食用加碘盐方面，2006年，全市监测居民户碘盐3170份，
合格碘盐食用率平均为96.73％，各区市县在92.71％ 100％之间。病情监测8 10
岁儿童517人，甲肿率平均为3.29％（控制标准为5％以下）。孕妇、哺乳期妇女、
婴儿和幼儿四个补碘重点人群碘营养水平共监测553人，全市尿碘中位数为197.4
微克／升，比2005年（177.3微克／升）有所上升，尿碘值小于50微克／升的仅
有23人，占全部采样数4.16％，比2005年（5.9％）有所下降。在不同组别之间
婴儿组尿碘中位数最高为298.5微克／升，幼儿组最低为187.3微克／升，哺乳妇
女组为190.6微克／升，孕妇组为189.6微克／升。

　　记者：这么多人食用加碘盐，尿碘水平也提高了，这对于我们普通百姓的生
活有什么影响？

　　市卫生局：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为了解补碘对儿童智力发育
的影响，市卫生局组织有关单位选择北三市和沙河口区、中山区部分小学，采用
津医瑞文智力测验量表对儿童智力进行了测验。结果为：8 10岁儿童平均智商达
到110.4±14.01,与各省平均水平比较，仅低于北京、上海和浙江；与本市上一
次（1988年）智商测定结果相比，平均智商水平比原病区（86.95±12.61）提高
了21.72个智商点，比原非病区（90.06±12.56）提高了18.61个智商点。智商大
于120的比例由非病区的2.2％和病区0％的状态上升至23.5％；智力低下比例由
5.86％ 11.24％下降至1.2％。换句话说，按每年我市出生3万人计算，10年间减
少了2.5万左右智力低下人口的出生，这极大地提高和优化了我市人口素质。说
明我市补碘防智力残疾取得明显效果。

　　我们再搞个对比。对比我国某省，我市补碘防智力残疾的效果就更加明显了。
这个省四周环海，当地居民也经常食用海产品，但是由于当地的土壤和食用水中
的碘含量不足，加之当地居民的合格碘盐食用率较低，根据2005年的调查结果，
当地8 10岁儿童的尿碘中位数仅为92.2微克／升，智商水平为90.7±15.9,大大
低于我市的水平。由此也可以看出食盐加碘的必要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主席
Labouisse于1978年曾说过：碘缺乏病危害这样大，如果因为我们工作的疏忽，
再导致一个智力低下儿童的产生，那将是一种犯罪。

　　综上所述，我市通过补碘，仅在防止儿童智力残疾工作方面就取得了很大成
效，为保护儿童健康成长，提高民族素质，作出一定贡献。总体而言，我市从
1995年实行全民食盐加碘以来，地方性甲状腺肿的发病率明显下降，8到10岁儿
童的智商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3

　　尿碘水平高也会带来“副作用”

　　记者：去年以来，有关我市“补碘太多”的议论频繁出现。对此，该如何科
学看待，正确理解？

　　市卫生局：不可否认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通过食用海产品摄入碘营养增
加，另外伴随着碘盐覆盖率和碘盐质量的逐年提高，我市居民碘营养水平也有了
很大的变化。2005年监测全市11个区市县8到10岁儿童2301名，平均尿碘含量中
位数为262.75微克／升，而全省的平均水平是217.4微克／升，全国平均为246.3
微克／升，可见我市的尿碘水平略高于全省水平，高于全国水平；2006年对我市
部分地区8到10岁儿童监测结果表明，碘营养水平又有所提高。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和国家碘缺乏病相关技术资料：当尿碘中位数在100 200微克／升水平之间时
对人体是最有利的，即使引起人群甲亢发病率升高，也是一过性的，最终恢复到
加碘前水平；人群尿碘平均水平在201 299微克／升时，食盐加碘后5 10年内对
碘敏感的人群存在甲亢增加的危险性，当大于300微克／升时则容易引起碘致性
甲亢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而在对甲状腺癌的影响方面，补碘前后甲状腺癌
发病率并无明显变化，但甲状腺癌的组织学类型发生改变，补碘后恶性程度高的
滤泡和未分化癌减少，相应的乳头状癌病例增加，甲状腺癌人群总体恶性程度下
降。

　　由此可见，尿碘水平高了，会带来些问题，但大家没有必要谈碘色变，只要
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相应的要求做好日常碘营养水平监测，适时调整我市
食盐加碘水平，就可以实现科学补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目标。

　　4

　　我市酝酿调低食盐加碘量

　　记者：针对我市“补碘过多”的议论，有关部门采取了哪些相应的对策？

　　市卫生局：根据我市的具体情况，为了使我市人群碘摄入量保持在适宜水平，
实现科学补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目标，2006年11月，市卫生局已建议适当降低我
市的食盐加碘量，选择国家标准下限，调整为28±8毫克／千克，即20-36毫克／
千克（目前国家规定的食盐加碘量是卫生部在2000年10月制定的，为35±15毫克
／千克即20-50毫克／千克）。市经委组织我市卫生部门和盐业公司有关专家和
技术人员就调整我市食盐加碘量的问题召开座谈会，讨论结果认为根据近两年居
民户和生产批发环节碘盐监测结果，采取调整后的加碘量，在生产碘盐质量不变
的前提下，既可保证监测碘盐合格水平，又能满足全市各地区的不同人群需碘量，
在有效防治碘缺乏病的同时也降低了加碘对具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导致甲
亢的危险性，尽量避免或减少由于碘营养水平过高带来的健康副作用。

　　但由于食盐加碘量的调整权限在卫生部，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和盐业部门无权
进行调整，因此，市卫生局和市经委已分别就调整我市的食盐加碘量请示上级主
管部门，待批准以后即可进行调整。

“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刘守军的雷人言论

　　作者：Amsel

　　托《南都周刊》、《新京报》等“自由主义”媒体的福，“全民补碘”这样
一个欧美文明国家通行的公共卫生政策，在中国成功地被炒做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民粹再一次来挑战科学，以至于大量文化人对如何吃盐也无所适从。可悲的是，
这种煽惑不光来自无知的记者，一些人打着专家的牌子也在推波助澜。这其中就
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刘守军。如果不
是看到这个“ 研究所”曾经承担卫生部的课题，真会以为又是个类似“牙防组”
的骗子机构。

　　以下言论来自吉林《新文化报》的访谈（“‘补碘’单向化操作政策检
讨”），刘守军的主要观点和文中另一位专家（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理事兼
中国和东亚地区协调员陈祖培）恰恰相反。有了刘守军这样的专家，不知多少中
国人又要笼罩在碘缺乏病的风险之下了。

　　——“如果给我选择的权利，我吃非碘盐，因为我生活在大城市，现在不需
要补碘。”

　　【评：刘守军这个高论理由何在？他的单位挂靠的是哈医大，难道是哈尔滨
已经在自来水里面加碘了？他要不要先号召哈尔滨市民放弃碘盐？按照刘守军的
论调，为什么高度城市化的海洋国家丹麦还要强制补碘？】

　　——“当我国很高兴地成为消除碘缺乏病国际典范时，美国人的尿碘含量却
在下降，达到161微克/升的最佳状态。我很怀疑，按照他们所说的补碘强度，尿
碘怎么能达到这种合理水平？欧美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强化补碘吗？”

　　【评：刘守军压根不读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是不是立个名目亲自到几个国
家逛上一圈，才相信欧美的强化补碘？】

　　——“我们在出台食盐加碘的政策前，应该做一项针对全国的普查，真正搞
清到底哪些地方需要补碘。”刘守军说，“据我所知，这项工作直到今天，也没
启动。” 刘守军指出，这是一项工程量浩大的调查，“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用一个标准补碘肯定不妥，因此这个调查很有必要。”

　　【评：网上就能找到1970-1980年的全国碘缺乏病普查数据，当时“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存在碘缺乏病、病区人口4. 25 亿,全国1762 个县有碘缺乏病,
累计查出地方性甲状腺肿3500 万,克汀病25 万”。环境缺碘的危险，并不会在
短暂的几十年消失。“专门研究碘缺乏病”的刘守军，如果是为了设项目捞钱而
对这个普查避而不谈，真不知道其良心何在。】

　　——专门研究碘缺乏病的刘守军说，以前他在实验时，搞到过一些非碘盐，
“那段时间，我一直试着吃非碘盐，没什么问题。”

　　【评：典型的拿个案说事儿的中医思维，希望不是缺碘造成的后果。建议卫
生部赶紧把刘守军推荐到“中医药管理局”，别再单独摆个摊子拿国人健康开玩
笑了。】

　　参考资料：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报告：《欧洲的碘缺乏：持续的公共卫生问
题》，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VMNIS_Iod...

“补碘”单向化操作政策检讨

2009年08月24日新文化报

　　陈祖培：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理事兼中国和东亚地区协调员；亚洲及大
洋洲甲状腺学会副主席；卫生部地方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碘缺乏病专家咨询组组长

　　邴 正：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守军：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所长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这是第二次采访刘守军，距离拉近不少，他说出更真实的想法，“如果给我
选择的权利，我吃非碘盐，因为我生活在大城市，现在不需要补碘。”

　　陈祖培的答案截然相反，“不管市面有没有非碘盐，我个人都会吃加碘盐，
食盐加碘益处远大于弊处。”

　　碰撞，并非如以往般发生在草根与官方之间。刘守军是碘缺乏病监测防治机
构负责人，陈祖培是碘缺乏病研究领域权威，都是业内有身份的人。

　　食盐加碘的“全民性政策”，似乎是分歧根源。透视这一政策出台及执行的
前后，有这样的评论——“成绩是辉煌的，遗憾也是有的”……

　　推广

　　一句口号：全民补碘

　　66岁的陈祖培，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台全民食盐加碘政策的参与者。
8月19日，刚从外地调研归来的陈祖培，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访。

　　“食盐加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那时不归卫生部管理，中央有个地方病领
导小组负责这件事。”陈祖培说，当时人们对碘缺乏病的认识不足，甲状腺肿大
患者比率达到20%以上才算病区，尿碘水平在50微克/升以上即算正常。

　　1994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行“全民食盐加碘”。“所谓全民补碘，只是一
句口号，实际不是全民性的。”陈祖培说，在1994年出台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
乏危害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高碘地区不供应碘盐；不宜食用碘盐的人，可持
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到指定单位购买非碘盐。

　　深层：一句“异常”到位的口号

　　当政策落实得不到位时，往往容易得到重视，而“全民食盐加碘”政策，落
实得“异常”到位。

　　戴着“全民”帽子的“非全民”政策推出伊始，除在少部分边远地区外，在
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极为突出“全民性”——甚至在一些本不该供应碘盐的高碘地
区。“这是执行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政策制定出了毛病。”陈祖培认为，这主要
是当地政府和盐业公司的责任，“高碘地区一开始的划分，并不明确。”

　　“不能否认的是，盐业公司受利益的驱动的现象是存在的。”刘守军认为，
一些缺碘地区因地处偏远，难以请到运盐车的大驾。时至今日，个别偏远地区仍
被碘缺乏病的阴影笼罩。

　　思考：该怪盐业公司吗？

　　业内人士指出，这里有个简单的逻辑：从卖方角度讲，“全民”当然包括全
部民众，谁赚钱挑客人呢？以公司为本质的盐业集团，或许更乐于顺水推舟。

　　制度

　　一个条例：食盐加碘是国策

　　陈祖培回忆，1993年国务院主持召开了“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动员大会”，通
过了《国家防治碘缺乏病纲要》，要在2000年全国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

　　早在这场会议举行前，关于食盐加碘，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90年9月，
联合国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了相关宣言，提出全球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我国
也响应了这项宣言。

　　1994年，《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正式通过不到一个半月后施
行，全民食盐加碘作为一项国策，以法律形式就此固定。

　　深层：一个“罚缺不罚多”的条例

　　《条例》共计6章33条，沿用至今。其中规定：对在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
害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5章“罚则”，从第24条到第29条，“碘盐”一词出现9次，“不合格碘盐”
出现两次，“缺碘”出现两次；“高碘”与“碘过量”，出现零次。

　　“不合格碘盐包括加碘不足和加碘过量这两种，相较而言，我们更重视加碘
不足的食盐。”刘守军认为，“这种罚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失衡。”

　　思考：碘过量谁来担责

　　1998年，山东省单县数百名小学生因服用碘钙片，出现不适住院抢救，引起
了高度关注。“碘过量”案例中，只有这种“实时效果”，当事者才会被追究责
任。而循序渐进式的“隐性过量”，就无需担责。

　　1997年和1999年的全国性碘缺乏病病情监测表明，当时多个地区人们的尿碘
水平都超过了正常的300微克/升。2005年的最近一次全国性监测，有5个省份尿
碘水平超过300微克/升。

　　“个别盐业公司的利益驱使，个别地方防控部门的急功近利，以及制度导向
的失衡，是引起碘过量问题的直接原因所在。”刘守军在肯定全民食盐加碘的辉
煌成绩后，也做出了这样的反思。

　　疑云 一个过程：政策出台前的估量

　　陈祖培坦言，对于碘过量的危害，在政策出台前已有考虑，一是高碘地区的
问题——在《条例》中作出了规定；二是预计一些“敏感个体”可能承受不了。

　　“在缺碘地区，一些‘敏感个体’会因一时补碘过量，产生甲亢，但这是一
过性的，只要坚持补碘，一般会自行恢复。”陈祖培说，全球经验表明，食盐加
碘不会引致甲状腺癌发病率增高，“研究证明，碘过量可能会导致乳头状癌发病
率增多，这种癌症存活率在10年到20年；同时会使滤泡癌发病率降低，这种癌存
活率一般不超过一年。一增一降，总体的发病率并没有明显变化，而且能促使甲
状腺癌症向低恶性转化。”

　　陈祖培的观点是，食盐加碘益处远大于弊处，因此推行全民食盐加碘没有疑
问。

　　深层：一个没有公众参与的过程

　　对于食盐加碘政策的出台过程，陈祖培介绍， “当时主要是疾控部门调查
病情，专家进行调研研究，最终由上级来拍板。”

　　当时是否有公众听证、参与的过程呢？陈祖培表示：没有。他认为，国外经
验表明，人体对碘的承受能力很强，“美国、瑞士补碘已有近100年的历史，日
本人尿碘水平远高于300微克/升，他们都没什么问题。”

　　但一个事实是：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食盐加碘量尽管高于中国，民众仍有
选择非碘盐的权利。陈祖培介绍，“像美国，超市里有非碘盐销售。”

　　刘守军脑海中，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当我国很高兴地成为消除碘缺乏病国
际典范时，美国人的尿碘含量却在下降，达到161微克/升的最佳状态。我很怀疑，
按照他们所说的补碘强度，尿碘怎么能达到这种合理水平？欧美真如他们所说的
那样强化补碘吗？”

　　思考：谁是“敏感个体”？

　　对于碘过量的致病疑云，卫生部回应：甲状腺癌与食盐加碘存在某种联系的
推论依据不充分，缺乏令人折服的有力证据。网友认为，按这句话推理，结果一
是甲状腺癌与食盐加碘没有联系，二是有联系。无论哪一种，现都不能肯定。

　　不管怎样，“敏感个体”是存在的。他们在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既不知道自
己是敏感个体，也没有发言权。多年后，一些“敏感个体”因此走进医院。

　　争议 一条标准：非高碘地区一律补碘

　　高碘地区不益补碘，而非高碘的其他所有地区都应该补碘吗？

　　“1994年在推出食盐加碘政策前，我们对全国10大城市进行了调查，看看城
市居民是否需要补碘。”陈祖培介绍，“结果显示，城市居民一样缺碘。比如上
海虽然是非病区，但尿碘水平不足100微克/升。”

　　这项调查，使大城市被纳入补碘范围中。

　　深层：一个缺乏调查支撑的标准

　　刘守军把非高碘地区以外的不缺碘地区，称为适碘地区。他认为，这些地方
生活水平高，居民营养摄入充足，不需补碘，包括大城市。

　　“我们在出台食盐加碘的政策前，应该做一项针对全国的普查，真正搞清到
底哪些地方需要补碘。”刘守军说，“据我所知，这项工作直到今天，也没启
动。”

　　刘守军指出，这是一项工程量浩大的调查，“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我国地
域辽阔，人口众多，用一个标准补碘肯定不妥，因此这个调查很有必要。”

　　思考：甲状腺瘤发病率代表什么？

　　今年1至7月，吉林省的6家医院，包括省医院、吉大一院、吉大二院、省肿
瘤医院、中日联谊医院、省地方病二所，所做的甲状腺瘤手术超过5000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特聘外科专家徐少明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我
们去年一年光甲状腺癌就看了205例。205例，比10年前要高10倍！”

　　省内专家表示：“甲状腺瘤近10年的上升速度是惊人的，以我国内分泌肿瘤
发病率计算，已上升为首位。”

　　甲状腺瘤的发病率代表什么？目前只代表事实本身。

　　博弈 一次调整：食盐加碘量将下调

　　相关信息显示，明年，我国食盐加碘含量将从20~50毫克/千克，下调到
20~30毫克/千克，各省可以在此范围内自行把握标准。

　　深层：一次消灭“标准打架”的调整

　　这是我国自1994年推行全民食盐加碘以来，第二次调整食盐加碘浓度。很少
有人了解，目前正在执行的“20~50（即“35±15”）”，与国家另一相关标准
抵触。

　　知情人士透露，2000年，有关方面制定《食用盐国家标准（GB5461-2000）》
时，听取卫生部门意见，将食盐中碘含量调整为“20~50”。此前，我国盐碘浓
度为“20~60”。

　　1994年颁布的《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GB14880-94）中有关碘盐
的浓度，却没随之修改，食盐碘强化量仍是“20~60”。

　　2003年，《食用盐卫生标准》（GB2721-2003）出台，规定食盐碘含量按
1994年GB14880标准执行，即“20~60”。这部标准在2004年修改时，没有卫生部
碘缺乏病专家参与，“20~60”依旧。

　　由此，发生了“标准打架”的问题。卫生部相关部门及专家，曾就此向国家
标准委员会反映。

　　“据我了解，没改过来，现在也是这样。”刘守军说，这让盐企有了“尚方
宝剑”，“人家生产加碘60毫克/千克的食盐，也没办法，因为有标准支撑。”

　　陈祖培表示：“尽管标准打架，但盐企一般都能按‘35±15’的标准来生
产。”

　　两位专家都表示，明年下调加碘标准后，“20~60”和“20~50”将同时废止。

　　思考：该听谁的话？

　　这个事件，透露出两点事实：一、过去10年来，卫生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
对食盐加碘量的控制；二、一些部门、企业间，存在着矛盾。

　　“卫生部门与盐业公司因为标准的认定发生矛盾，这只是其中一个。这些年
来，当利益趋同时，盐业集团与卫生部门可以做朋友，当利益相抵时，则是另一
回事。”刘守军说，“这种矛盾的存在必须解决。在盐业专营的现有体制做些文
章，可能是选择的路径之一。”

　　建议 一个选择：碘盐、非碘盐并行

　　陈祖培透露，卫生部正在研究“碘盐、非碘盐双轨并行试点”。

　　“初步想法是，先选择城市的社区，同时供应非碘盐和碘盐，然后观察两者
的碘营养水平等相关数据，进而得出是否能够放开非碘盐的结论，再向更高层面
推广。”陈祖培说。

　　陈祖培认为，现在已是放开非碘盐的时机，“我曾想过，市场上要有非碘盐
和碘盐，让盐价回到合理位置。从道理上讲，非碘盐应该比碘盐便宜，但如果我
们让非碘盐比碘盐贵一点，就能鼓励百姓补碘，而且肯花稍贵价钱买非碘盐的家
庭，营养状况可能比较好，吃非碘盐也就问题不大，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

　　深层：一个充满变数的选择

　　陈祖培透露的信息表明，“并轨试点”工作困难重重，充满不确定因素。

　　“比如说，要设社区试点，我们就要和居民签订协议。居民可能因食用非碘
盐造成缺碘，这要讲清楚，要有伦理委员会的批准。”陈祖培说。

　　有一个实验，似乎可以为公众增加一点底气。

　　专门研究碘缺乏病的刘守军说，以前他在实验时，搞到过一些非碘盐，“那
段时间，我一直试着吃非碘盐，没什么问题。”

(XYS20090824)

有关刘少奇前妻谢飞作者：谢盛友

日前收到一位中南海人士2009年5月18 日的来信：

亲爱的小谢：
几 篇大作拜读，不过，你写关于谢飞的文章很多都是你的臆想，我曾多次与她交谈，她对国民党充满仇恨，对选择革命无一丝后悔，可以告诉你的是，她是红一方面军 长征妇女中长得最漂亮的女性，凡是看过她本人或她照片的都以为她是电影明星。直到老，她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材，注重仪表，穿金色的拖鞋。

问候你全家人！

以下一文写于2008年。

谢 飞，其实她只比我父亲大11岁，可是，她是我爷爷的辈分，所以我只能叫她堂姑奶奶，至今我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她。我最小的妹妹到德国来之前，在北京等签证 时居住她家。上个世纪港台媒体发表“刘少奇与他的妻子们”，我通过在北京的堂叔叔表达我的心愿：我要写她。她婉言拒绝，她说她很平常，没什么好写，后来我 收集所有能收集的报刊资料，邮寄给她。我觉得，她的人生太不平常。

出国前我问父亲，堂姑奶奶后来为什么没有再婚？父亲说，这事只能问她自己。父亲苦笑：也许她自己还以为自己仍然是“国母”？带着父亲的苦笑，我踏上北去的国际列车，穿越西伯利亚和柏林墙，来到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但是，不管我再忙累，我还是始终关注她。

海南岛文昌，用我们当地人的话，就是“拉大便也不养草”的地方，土地极度贫瘠，所以祖祖辈辈无非就是远涉南洋，谋生之路，所以文昌的名片之一：“华侨之乡”。不然就是拼命地读书，离开海南，所以文昌号称“文化之乡”。不然就是不怕死，去当兵，所以文昌又成为“将军之乡”。

堂姑奶奶谢飞与我的爷爷一样，很小就去了南洋，又满怀爱国热情，返回家乡，爷爷加入国民党，谢飞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谢 飞，1913年2月3日出生在海南文昌茶园村，原名谢琼香，小名么尾，“么尾”是指家里最小的孩子，她上有4个姐姐3个哥哥。谢飞受三哥影响最大，这位曾 担任农民自卫军连长、乡苏维埃主席、中共文昌县委委员的三哥谢冠洲，是谢飞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谢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中央红军三十名女红军 之一。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改名谢飞（谢在工农检查部、刘在工会）。1936年1月到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协助刘少奇（胡服）工作（刘 是北方局书记），第二年2月北方局迁到北京。1938年与刘少奇前妻所生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共同生活了近一年。

谢飞曾是刘少奇的夫人，分手后没有再婚，也从未生育，现在与堂叔叔一家一起生活、安享晚年。

对 丈夫刘少奇，谢飞说，早在马来西亚时就听到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到中央苏区后，听过刘少奇作报告。长征途中，两人真正接触，互生爱慕 之情。在邓颖超等人的操持下，他们在陕北古镇瓦窑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和周恩来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前来道贺。谢飞这个名字就是那时改的，不过 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她“阿香”。

新婚不久，谢飞夫妇便根据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乔装打扮，辗转到了天津。在天津的这近一年，是刘少 奇与谢飞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当时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领导着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理万机。妻子谢飞则身兼数职：任北方局机要秘 书，协助刘少奇工作，保管党的机要文件；当家庭主妇，照顾刘少奇的生活，保护刘少奇的安全；当交通联络员，与有关人员秘密接头，传送情报文件。

好 不容易走完长征路的谢飞婚后两月就随刘少奇秘密潜入天津，为中共北方局工作，她的同事有彭真、林枫等白区党要员。这段期间，人们无从揣测刘、谢的婚姻是否 幸福美满，或许仅仅是谢飞文昌人的遗传性格，为一遂读书弘愿，决意回延安深造。 刘少奇竟然同意了。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贺子珍带著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远赴苏联治病和深造。未几延安窑洞里的“第一夫人”就易位了。谢飞的运 气似乎没那么差，她在中央党校和中央马列学院读完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于1939年穿著新四军的戎装到皖南抗日根据地时，刘少奇尚未休妻再娶， 然而次年她渡过长江到苏南执行任务，赶上大扫荡， 被隔阻在南岸，一时回不来。她那里晓得，刘少奇就在这当口迎娶了新人王前女士，虽说这段婚姻也并不长久，但谢飞却永远出局了。

谢飞的模样其实长得挺可人的，但要论相貌毕竟比不过新四军的“军中之花”王前。谢飞虽勤奋向学，但要论学识又更比不上后来的“第一夫人”王光美。她唯一可自矜的是，在中共所有党国魁首的妻子(前妻自也算在内)当中，有她这种学问资历的寥寥可数（当然不如王光美。）。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告拉开战幕。谢飞的旧部编入“三野”，她本人则在中共华东局任高职。至1949年的“开国大典”，谢飞作为革命勋臣而应邀观礼。此时的王前女士却“人面不知何处去”，刘少奇的新太太已是辅仁大学的名嫒王光美了。

1959 年，谢飞到广东开会，顺道回了一趟海南，这时她与文昌茶园村老家已阔别31载了。她的父母早已死于贫病交加之中，谢家兄弟也分别被国共两边屠绝了。这在她 来说已是陈年旧事，令她欷嘘落泪的倒是眼前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时值“三年大灾难”的头一年，大跃进的恶果如温疫般弥散神州大地，文昌的耕田人每天仅配给3 两口粮，乡亲个个面如金纸，浮肿得挪不开脚步。谢飞正是文昌茶园村农民的女儿，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祖家会饿得死人，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何曾有过这种事?

据说，谢飞回到招待所，竟痛哭一场，并对随行秘书一吐肺腑之言。她说文昌百姓这样苦，主要是领导的责任，我们搞革命为的是什么?

谢 飞哪想得到，革命至为恶劣的果实还不是百姓穷困，而是把人心薰坏薰黑了。这位急于出人头地的小秘书回京后，就在“反右倾运动”中写小字报，把谢飞攻击“三 面红旗”的言行给抖落出来了。文昌茶园村人的心地是很实在的，谢飞面对怒涛般的斗争批判，只坦承自己却曾这样想和这样说过……她终于成了“右倾典 型”，并由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前身）副校长变成了一个养猪和打杂的校工。然而和她后来的厄运相比，这简直是“和风细雨”。

1968年某日半夜，时年55岁的谢飞被秘密逮捕，并开始了日以继夜的严刑审讯，不许她吃饭、喝水、睡觉，甚至不许上厕所，硬要从她牙缝里橇出一句话：刘少奇是叛徒。

原来，“刘少奇专案组”必须坐实他在北方局工作时曾被捕过并写了“自首变节书”这一罪状，而这段时间，谢飞正跟刘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她撂下这句话，便可一了百了。

谢 飞与刘的婚姻维持了不足六年，其间还因她回延安学习而分开过，谢飞从未听说刘少奇曾经被捕，更别说“自首”之类。专案组用尽诱供、逼供术，审问了200多 次，终难得手。还好，另有人打熬不住，昧著良心画了押。于是，文革中传达到全党全民的厚厚一本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中央文件，人们记得最清楚 的就是前全国总工会主席、刘的嫡系老部下刘宁一的签名证词。联想到谢飞的遭遇，或许可对身系黑狱的刘宁一聊表同情，但文革后刘宁一虽被放出来，却前程尽毁 了。

不肯诬陷前夫的谢飞则被关押了近6年，直至周恩来一再要求放人，她才于1973年国庆节前获释。出狱那天已无人认得这个瘦如骷髅的老妇就是当年的长征红军和抗日女英豪了。

据说，谢飞与生前的王光美的关系非常不错，对刘少奇的小孩，视为己出。

看来，中国的“第一夫人”是不好当的。王光美的惨状足教她一辈子刻骨铭心，好不容易熬过来了，王光美又因多年积怨的总爆发导致失态于大庭广众，惹恼了邓小平，遂被冷藏起来。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也好不到哪里去，判了个终身系狱，末了还是投环自缢才获得大解脱。

倒是堂姑奶奶谢飞老太太迄今仍健在，她还是那么好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不过我对她的期许却不是读而是写，希望她能提起笔来，记下她这一辈子冗长的“红色疑惑”。
写于2008年4月6日，德国班贝克

文：沙叶新/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 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 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 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 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 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 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 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 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 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 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 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 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 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 ”。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 “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 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 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 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 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 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 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 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 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 ”，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 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 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 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 “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 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 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 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 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 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 贪污 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 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 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 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 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 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 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 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 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 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 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 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 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 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 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 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 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 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 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 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 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 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 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 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 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 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 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 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 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 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 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 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 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 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 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 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 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 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 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 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 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 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 辆就有 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 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 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 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 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 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 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 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 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 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 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 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 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 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 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 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 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 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 “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 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 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 懂！”“人奶！” “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 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 “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 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 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 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 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 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 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 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 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 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 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 “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 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 “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 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 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 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 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 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 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 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 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 ”。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 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 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 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 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 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 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 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 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 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 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 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 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 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 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 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 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 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 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 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 地都有 “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 ——“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 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 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 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 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 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 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 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 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 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 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 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 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 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 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 的 “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 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 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 “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 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 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 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 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 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 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 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 广的对话……

‘Acupuncture Anesthesia’ Redux: another Skeptic and an Unfortunate Misportrayal at the NCCAM

作者： Dr. Kimball Atwood

A Neglected Skeptic

Near the end of my series* on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 wrote this:

Most Westerners—Michael DeBakey and John Bonica being exceptions—who observed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m to have failed to recognize what was going on right under their noses.

I should have added–and I now have–Arthur Taub’s name to that tiny group. Taub, a neurologist and neurophysiologist at Yale, was a member of a delegation of Americans sent to China to observe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May of 1974, about a year after Dr. Bonica’s visit. The delegation included several prominent anesthesiologists. Their report,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Trip Report of the American Acupuncture Anesthesia Study Group, was published in 1976 and is available in its entirety here. Excerpts follow (emphasis added):

Pain is a subjective experience. Judging whether an individual is in a state of pain depends on observations of the subject’s behavior, including verbal reports to the observer…When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pain, the observer can adopt one of three positions:

• A judgment about pain cannot be made because of lack of evidence. The corollary of this position is that only the presence—not the absence—of pain is recognized.
• Pain is present in spite of lack of evidence. This position accepts the notion that pain-associated behavior and autonomic responses can be withheld by the subject, but that the presence of pain can be inferred from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presence of extensive tissue damage. This position also implies that the observational measures currently available are too crude to form the sole basis for judgment.
• Since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pain, there is no pain. Although this is the position most often adopted by clinicians and pain researchers, it relies heavily upon the observer’s skill and accepts the notion that a judgment about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pain can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behavioral observations.

The major area of disagreement among members of the group derived from the above issue…The grading system employed indicates acceptance of the last position by most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It was not possible for the group to reach complete accord regarding the degree of hypalgesia under acupuncture, since it could always be argued that, for whatever reason, our observations were inadequate to judge the extent of private pain experience.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patient management, however, continually force us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pain on the basis of the best evidence available.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is possible, then, the group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were not in pain during surgery.

The delegation was quick to dispense with the term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t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acupuncture does not produce conventional surgical anesthesia. In no instance is sensation totally abolished or consciousness disturbed; thus,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s a misnomer. There is considerable evidence, however, that acupuncture affects the pain experience, although our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complete analgesia may not occur. Therefore, the term acupuncture analgesia is similarly inappropriate. In view of these limitations, it seems more reasonable to refer to the phenomenon as acupuncture hypalgesia (AH), which may then b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pain relief.

The group used a grading system similar to that devised by Chinese physicians in Shanghai, previously reported by Dr. Bonica. The 1974 delegation, however, accepted Grades I and II as being satisfactory, whereas Dr. Bonica had implied acceptance of only Grade I (the Chinese considered only Grade IV to represent failure of the technique). Using that scale, the 1974 delegation found 22 of the 48 observed cases to have been in Grade I and a further 13 in Grade II, for an overall “satisfactory” rate of 73% (compared to 30% reported by Dr. Bonica). They further reckoned–were told, that is, by their hosts–that about 15% of operations in China were being performed under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lso a much higher percentage than Dr. Bonica’s estimate), and thus concluded that acupuncture provided satisfactory anesthesia for 10% of all operations being done in China at that time.

The 1974 delegation barely addressed political issues, but some of their observations seem telling in retrospect:

According to our Chinese colleagues, only good-risk patients, who are not apprehensive and express their willingness to accept AH are selected after a visit by the acupuncturist or the surgeon…To the best of the study group’s knowledge, coercion is not employed…Selection of patients is also determined to a major degree by the type of pathology anticipated. A precise diagnosis is necessary since extensive exploration produces pain during AH. The procedure should offer no untoward problems such as adhesions, infiltrative tumors, or hemorrhagic complications…

(Unlike Dr. Bonica, this delegation did not wonder why, if acupuncture was so safe and effective, it was not used preferentially for high-risk patients or procedures).

Certain other patients are also considered inappropriate candidates for AH.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5 are rarely included because, as we were told, they cannot be relied upon to remain quiet during the procedure…The role of peer acceptance and national pride on the part of patients were believed to be important factors by some of our colleagues, but there was no objective evidence for or against these opinions.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received 100 mg of phenobarbital and/or 50 mg to 100 mg of meperidine (Demerol) from 20 to 60 minutes prior to the oper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case of near or actual coma due to a brain tumor, all patients entered the operating room awake and alert.

The delegation observed one veterinary case:

A healthy aging horse was observed during demonstration of an exploratory laparotomy performed with the aid of acupuncture hypalgesia. It seemed less than a dramatically successful performance, as the horse appeared glassy-eyed and frequently struggled.

In their conclusion, the group wrote:

1. Acupuncture stimul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for the control of pain in approximately 10 percent of surgical pati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n experimental technique at present.
2. Acupuncture appears to modify the pain experience at times to a remarkable degree…
3. AH is a significant human biological phenomenon of unknown mechanisms. The induction of a hypnotic trance is not necessary. Social factors may be important in some instances but are not, of themselves, sufficient to account for the effects observed. Some psychophysiologic process appears to be important in modifying the experience of pain.
4. The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hypalgesia varies in different procedures, between different patients, and even within the same patient at different times…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early reports by Westerners, these statements were cautious. Knowing what we now know about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wever, the analysis appears to be an example of academics being “overconfident in their ability to understand how things work.” In particular,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fail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atients who were free to report pain and those who were not, and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their Chinese hosts were motivated,  by threat of exile from job, home, and family, to make the appearanc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ality.

Arthur Taub had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 footnote to the report is this:

One member of the study group, Arthur Taub, dissents from the conclus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His views on acupuncture hypalgesia have been published in various scientific journals…

You can read those views here.

An Unfortunate Misportrayal

In contrast to Dr. Taub’s views are those of one of his colleagues, Yale surgeon Sherwin Nuland, who witnessed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China in 1990. He told of this experience at the first “Stephen E. Straus Distinguished Lecture in the Science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given at the NIH on March 10, 2009. Dr. Nuland is an author of some note. I’ve read parts of several of his books and have found him to be a good writer who seems particularly committed to accurate history. This lecture, unfortunately, was an exception.

Dr. Nuland suggested that the recent advent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China had entirely to do with the paucity of modern anesthesia practitioners and equipment. He credited Mao Zedong with having encouraged it, but gave no ind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complexity of Mao’s decisions or of the coercion involved in executing them.Dr. Nuland did not mention the reports or opinions of Drs. Bonica, DeBakey, or Taub. He cited the report of the 1974 delegation, implying that it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but opined that it had been too skeptical:

…Remarkably, the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ethod might be useful in only about 10% of cases…and this wa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into this report, and look at the individual cases, in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situations, acupuncture went perfectly well; the procedure went well, there was no problem with it, and it’s a little difficult to know why they were hesitant to write in favor of it except that they had no idea how it worked, and maybe that was the reason: Western physicians, Western scientists, are not prone to use technologies whose origins they have no understanding of.

Perhaps Dr. Nuland misunderstood the report: the “10%” figure was derived from the delegation’s view of the success rate, about 70%, multiplied by the 15% of operations that their Chinese hosts had informed them were appropriate for acupuncture anesthesia. Thus the 1974 deleg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Dr. Taub) did, in essence, “write in favor” of the method. Whether or not Dr. Nuland understood this, he used the occasion to accuse “Western scientists” of being petty and closed-minded—much to the delight, I’ve no doubt, of his hosts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Like the late Director for whom the lecture had been named, Dr. Nuland seems to have quickly grasped the power of misleading language in addressing such an audience.

This was a theme throughout his talk. Regarding nature, suggested Nulan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ony’ trumps Western notions of ’subjugation’:

Let’s talk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basic principle i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and, in this configuration, man is such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atural world that he can only survive, he can only do well, by doing everything he can to fit into the function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unlike Western science, which analyzes every characteristic of nature, with a view toward influencing or perhaps subjugating it.The Chinese philosophy seeks an understanding of nature’s world, so that Man may bow to its laws, and remain unhindered as a part of its never-ending cycle.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the universe extends to all things and is exemplified by the principles, and here come two very familiar words, of yin and yang…

In studying natural phenomena, holism and mysticism are preferable to small-minded Western reductionism: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teachings of Western science is that natural phenomena are best studied by separating them into their component parts, to observe them, uninfluenced by surrounding variables; but it’s fundamental to Chinese medical teaching that attempts to do this are senseless, ’cause you can’t really find out how something functions unless it’s functioning in harmony with the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nvolved with it.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relatedness, in this philosophy, are at the very basis of why things happen the way they do. Involved in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all things is the principle of Qi…an abstract form of influence analogous to what an American might call vital energy or life force. We’re not quite sure what they are, but many of us believe there is such a thing.

Rigid, orthodox, Western scientific dogma points to the need for a new paradig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vast collection of never-proved, time-honored theories, many of which have also been honored by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success. So far, the basis of that success has never been shown, or explained, to a degree that is completely acceptable to orthodox, Western scientists using orthodox, Western, investigative techniques…what is needed is a new paradigm;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and interpreting, all of the evidence and observations that we make of the processes of diseases and health…there are phenomena that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today’s biomedical science.

Stubborn Western scientists would, it seems, sacrifice the practical for the theoretical, even when faced with overwhelming evidence for the former. Nuland quoted James Reston’s report about Chinese surgeons and acupuncture anesthesia:

…while they cannot agree on the theory of how needle anesthesia works, they are increasingly convinced that it does work, and they’re operating on the pragmatic evidence and they are not waiting for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There is enough objective evidence of practical medical information in the use of acupuncture to justify exploration by somebody more scientific than newspaper reporters.

Dr. Nuland, like so many others, misrepresented James Reston’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acupuncture:

…postoperatively, he ha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pain, pain in the wound, gas pain, this sort of thing, and they treated the wound with acupuncture on each occasion that it occurred, and it worked every single time.

He also offered the standard, exaggerated claim of acupuncture’s antiquity: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acupuncture that has been found was written in about 900 B.C.

Dr. Nuland reported having observed a woman undergoing excision of thyroid cysts under acupuncture anesthesia. She had received phenobarbital, 40 mg, prior to arriv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Just before the surgical drapes were put into place Mrs. Hu had been given an intravenous dose of 40 mg of Demerol, also not an awful lot, and 4 mg of droperidol, which is a tranquilizing agent. Small to moderate amounts, they seemed to have no effect whatsoever on her level of consciousness.

Perhaps not, but the combination of Demerol (a narcotic) and droperidol (a neuroleptic ) would have had a substantial effect on her perception of pain. Such a combination was in vogue in anesthetic practice 2-3 decades ago, and produced a remarkable state of indifference to pain in awake patients. The quoted droperidol dose was not small to moderate, moreover, but substantial. Nevertheless,

I’m convinced that what I saw of surgical acupuncture is exactly what people claim it is: it’s a profound elevation of the pain threshhold and tolerance brought about by a mechanism or mechanism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explained in terms that are acceptable to Western science–its paradigm of biomedical science.

Dr. Nuland mentioned noth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overwhelming political pressures that occurred at that time, or of the exposés of surgical torture that appeared in its aftermath–although this information had been available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Even if he believe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o ‘acupuncture anesthesia,’ this discussion should have been part of a Distinguished Lecture given to the NCCAM in 2009.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 Proclamation from Chairman Mao (Part IV)

作者：Dr. Kimball Atwoo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investigating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73, John Bonica wrote:

From the guarded comments made by several anesthesiologists, I concluded that this disuse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fter its introduction in 1958 until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in 1966] was the result of disappointing failures in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patien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negative” trend of not using acupuncture was considered the work of revisionists, and subsequently greater emphasis was given 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acupuncture in all hospitals.

Similarly, according to Petr Skrabanek,

Those who dared ask such awkward questions [about ‘acupuncture anesthesia’] were branded as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s.”

Skrabanek’s reference for that assertion was this 37-page pamphlet:

It had been published by th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in 1972,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nly one year after James Reston’s trip to China. It is the epitome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s these excerpts and photos attest:

The text is filled with extravagant claims for the success and widespread use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which we know from Dr. Bonica’s reports are untrue. From Kim Taylor we learned that the ’science’ underpinning the new TCM is not science in the usual sense, and this pamphlet bears that ou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hairman Mao (who is praised on nearly every page) are credited with providing not only the motivation, but the conceptual basis for the practice: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medical workers at the P.L.A. Kwangchow Units Central Hospital, the Peking Tuberculosis Research Institute, the No. 1 Tuberculosis Central Hospital in Shanghai and other hospitals conscientiously studied Chairman Mao’s philosophical works to guide their practice. Boldly experimenting on themselves with needles to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pain, they eliminated the unnecessary points and, by grasp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and bringing into play the role of the main points, succeeded in reducing the needles to a few and sometimes even to one…

Chinese medical and scientific workers are making still greater efforts in studying Marxism-Leninism-Mao Tsetung Thought and are us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o guide their medical work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aring in practice and in breaking new ground, they are bending their efforts to perfect acupuncture anesthesia.

The pamphlet also makes extravagant claims for other uses of acupuncture:

Chinese medical workers have in the last few years discovered many new points and cured many ‘incurable’ diseases. Deep needling of the yamen point, for instance, enables deaf-mutes to hear and speak, and in some cases of infantile paralysis or paraplegia, suitable stimuli from needling certain points can, after a period of treatment, restore the functions of limbs paralysed for years.

Skrabanek’s assertion about “awkward questions” must have been based on this passage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New things always have to experience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as they grow.‘

No sooner had acupuncture anaesthesia appeared than it was suppressed by Liu Shao-chi’s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 line and attacked by bourgeois ‘experts.’ In a vain attempt to nip it in the bud, they raved that it was ‘not scientific,’ ‘without any practical value,’ and a ‘retrogression’ in the history of anaesthesia.

Repeatedly studying Chairman Mao’s teaching ‘We cannot just take the beaten track traversed b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rail behind them at a snail’s pace,’ the medical workers made up their minds to break new ground for anesthesiology. Disregarding ridicule and attacks, they persisted in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through clinical practice and constantly raising the efficacy and widening the scope of applying acupuncture anaesthesia in operations.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swept away the bourgeois trash, and revolutionary medical workers relentlessly criticized Liu Shao-chi’s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 line in health work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facilitated grea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 acupuncture anaesthesia.

Conclusi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Part I of this series we saw that in many of the operations witnessed by Westerners in the 1970s, ‘acupuncture anesthesia’ had been supplemented with sedatives, narcotics, and local anesthetics. We also saw that some people seem surpisingly tolerant of surgical procedures performed without anesthesia, and that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 surgeons had been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at capacity in Chinese patients. In Part II we saw abundant, albeit indirect evidence that many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with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1970s felt substantial pain, but upon questioning denied it. Part II ended with this question:

“Rather than being an important Chinese achievement, was ‘acupuncture anesthesia’ more a form of torture perpetrated by a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on its own citizens, with the forced complicity of physicians?”

Historian Paul Unschuld, considering the time of Nixon’s visit to China, observed in 1997:

Attempts to use needles instead of drugs to achieve anesthesia even in major surgical operations have in the meantime slipped into deserved oblivion, just as much as collective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lf-criticism.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76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in 1978 that Chinese doctors were able to report, without personal risk, about the pain that patients had been expected to endure through therapy applied in operating theaters not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ological precep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Readers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origi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who have read Part III of this series will recognize the subtitle of this section as a quotation from Chairman Mao. It was also part of the title of an essay written in 1980 by two of the doctors referred to by Paul Unschuld, Keng Hsi-chen and T’ao Nai-huang.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ir essay is printed in another of Unschuld’s books and is intermittently available almost in its entirety here, beginning on p. 360. Here are the essential excerpts:

The pushing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to large area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eculiar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our country of that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cupuncture anesthesia served politically as a standard to judge progress or backwardness, revolution or nonrevolutio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we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that time.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have exceptional courage in order to carry out or undergo surgery, especially as the patients who felt pain could not cry out. Some resorted to shouting political slogans during surgery in a loud voice. At one place, the chairman of ophthalmology was enthusiastic about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nd he tried the knife at his own eyelid. Finally h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e effects are not good, it should not be extended. He wrote a report to higher authorities and as a result he was labeled one with three hats [i.e., an intellectual not interested in practice] and met the criticism of the masses. Under this type of political pressure, not a few people made statements against their will and acted against their conscience. Thus, in some hospitals the rate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utilization reached 20 percent, but among these, 80 percent were ligation operations. In other hospitals befor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already sufficient amounts of anesthetic drugs through injection and then, in addition, needles were pierced into their ears pretending acupuncture anesthesia. Only joy was reported but no sorrow; one did not dare to tell the facts. This of course had decisive influence on how the concerned leadership department passed correct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

Our opinions expressed here are not taken out of thin air. We, the authors, have in the past, from 1969 through 1977, as part of our work in the hospital, conducted more than thirty thousand surgical operations under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s an exploratory practice in order to warmheartedly promote acupuncture anesthesia. This represents about 1.5% of all cases of surgery under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our country. This tremendous amount of practice has led us to publish the opinions offered above. Also, these opinions are not really our own original ideas, they are extensively discussed and acknowledged among medical personnel of anesthetics and surgery. It is just that due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 of the past period, nobody dared to state them openly.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en, is clear. Most Westerners—Michael DeBakey and John Bonica being exceptions—who observed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m to have failed to recognize what was going on right under their noses. No surprise, then, that many Westerners continued to have an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the exotic ‘healing’ wares of the Mysterious Orient, and even post-Mao China has been only too willing to accomodate them.

Epilogue: if not Anesthesia, is there Acupuncture Analgesia?

A few years after his trip to China, John Bonica reported his experience using acupuncture to treat patients in his pain clinic: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ain Clinic, a self-selected series of 100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chronic pain refractory to other forms of conventional therapy undertook a trial of acupuncture analgesia at weekly intervals. Although the initial results were often spectacularly successful, following the third treatment, long-term benefit from acupuncture analgesia was as disappointing as other forms of therapy for this intractable group of patients. None of the 100 patients showed any continued objective evidence of pain relief, ie, medication intake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 continued despite claimed subjective relief in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patients. Only three out of the hundred patients claimed long-term (upwards of three months) pain relief from a course of acupuncture at approximately weekly intervals, but they did not, as a result of this claimed relief, decrease analgesic medicines or improve their activity levels.

Similar patterns of response to acupuncture therapy for chronic pain states have been noted by other investigators. In a well-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Lee and associates demonstrated that it did not matter if the needles were inserted in traditional meridian points or in “control” points. The results were similar: temporary relief. Only 18% of their 261 patients obtained good relief (15%) beyond four weeks after a series of four acupuncture treatments…

Funny: such findings are remarkably similar to those that continue to be reported more than 30 years later. Is that telling us some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