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往事
章文 01月 7th, 2010
《新世纪周刊》风波越卷越大，原帮人马已经申请劳动仲裁了http://finance.ifeng.com/news/corporate/20100106/1669391.shtml。在我看来，胡舒立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及天意华广告公司协商，给予妥善的解决。否则风波将伤害胡舒立本人及其团队的公信力。
这场风波也使我想起了5年前的那段往事，很是感慨。
《新世纪周刊》2004年从海南迁到北京，由一份机上旅游杂志改成综合性时事周刊，我是主事者之一。当时我任主管内容副主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和主编一道完成了杂志内容的定位，栏目的设置，以及人员的招聘，还作了好几期试刊。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忙碌而充实的岁月。彼时我尚未结婚，时间和精力基本都放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很多个周末都在单位加班度过。我心中充满激情和梦想，渴望在我手中也能诞生一份优秀的新闻杂志，可以和我以前服务过的《南风窗》以及《中国新闻周刊》媲美，甚至有所超越。
试刊几期后，业内反应渐趋正面。杂志正式上摊后，一位老友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你们这个杂志，内容一点都不比新闻周刊差了。”听后，心里充满自信和乐观。当时《新世纪周刊》走的是低端路线，一本32p，2.5元，应该说在价格方面也有优势。
好景不长，杂志出刊前，主编和老板（天意华广告公司）发生矛盾，另谋高就了。老板将编辑部主任升为常务副主编，主管全面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决定。我不理解，也从心里颇感不公。从改版到试刊到正式出版，我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更令大多数采编人员不解的是，该编辑部主任原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IT杂志主编，过来是管流程，如何管得了一本时事周刊的内容？
由于老板在架构上的失策，导致我和他之间合作非常不和谐，矛盾不断。其实也不能怪他。他自己都承认对新闻类刊物没感觉，但是他的位置、还有年轻人的自尊心，使他非得要显示自己的能力来。而我当时也年轻气盛，对于一个比自己弱得多且爱逞能的领导，根本就不能服气。
于是，在招聘人员以及决定选题上，我们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我深感局面的荒唐，数次找老板面谈，希望找一个“牛人”过来当主编，我全力配合。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么从架构上对我俩予以分工，互不干涉，都向老板负责就好。
令我失望并不解的是，同样年轻的老板始终没有表态，听由事态继续恶劣下去。终于，我选择了离开。很有意思的是，几乎全部的采编人员也一同辞职了。一份新生的杂志就这样遭遇了第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重大变故。
余下的几个月，对于我以及《新世纪周刊》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看着这个朝气勃勃的新生儿一下子蔫了，看着曾经寄托在他身上的新闻理想飘逝了。我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意气了，太不能忍辱负重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和老板走得近的人告诉我，老板认为我和前主编是一路的，对我不放心。听后，心中顿时释然许多。前主编曾经主管过老板公司另一份媒体，和老板有过好几年的合作，正是由于这份信任，他才被挑选来做《新世纪周刊》主编的。在我看来，他是非常想把这份杂志作成功的，正是有这点共识，我们才能齐心协力，在短短的时间内高效率地完成了出刊的一切准备工作。这样的人还不能被充分信任，夫复何言？
再后来，《新世纪周刊》如同城头变幻大王旗，几乎一年换一个主编，杂志风格也始终固定不下来。而我也早已平复了心情，对中国媒体大势的认识又上了一层楼。在当下的中国，没有政府背景和资源支持的媒体（尤其是时事媒体），难以持续下去，更别提成功了。这是残酷的现实，可以抱怨，却难以抗拒。《中国新闻周刊》以及《瞭望东方周刊》之所以能够崛起，和它们的上级主管机关中新社、新华社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大树的庇护，一篇报道就可能打趴甚至终结一份媒体。
未来趋势更是明显。新闻出版署已经宣告要打造中国的媒体航空母舰，去与外媒争夺话语权。姑且不管能否达其所愿，下一步中国媒体界的“弱肉强食”却是可以预料的。民间资本经营的媒体，将迎来他们的冬天。
所以，当听到胡舒立团队入主《新世纪周刊》的消息时，我还是很感欣慰的，那毕竟是我曾经倾注心血、寄托理想的地方，无论从公还是从私，我总是希望它能够崛起的。不过，我也有怀疑，离开联办的庇护，胡舒立还能是原来那个胡舒立吗？中改院只是海南省的一个民间智囊机构，影响力和庇护力都不大，远远不能和身居京城、与众多高官以及部委有着各种关系的联办相提并论。
当然，胡舒立本人已经拥有了相当的高层人脉，这个必将有助于她接手《新世纪周刊》。不过在当下，胡舒立应该妥善处理好前采编班底的去留问题。一个倡导良心和公正的著名传媒人，更应该言行一致。否则将留给业界以及公众非常不好的观感。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要祝福那帮前《新世纪周刊》的同仁们，我也要祝福接手《新世纪周刊》的胡舒立团队！大家都有理想，大家都不容易，愿他们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