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杂谈中国' Category

从站起来到有尊严

章文 03月 8th, 2010

“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当温家宝一个月前在新春团拜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我凭直觉预感到“尊严”将成为中国社会最热词之一,将激起中国人心底强烈的情感波澜。我打定主意要以此为主题来做中国新闻周刊的两会封面报道。

 

但我实在没有料到,相关表述竟然会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件事创下了两个史上先例:此前没有中国领导人这样说过,此前政府工作报告也从未这样写过。

 

说实话,我的确有些吃惊,兴奋,并感动。中国人,数千年来活得多么憋屈,匍匐在皇权脚下,呻吟在专制身下,外患内乱纷扰不休,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当家作主”的滋味。

 

过去的一年,被称为“被时代”,彰显了公民权利受侵害的严重事实。但同时何尝不是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诚哉斯言。

 

如果说,今日总理承诺“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是胡温体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落实,因为显然政府工作报告绝非国务院、温总理可以单独决定其内容,必得经过 9常委的集体同意。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大势所然,一个贸易和思想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一个公民意识越来越高涨的社会,执政者如果要继续保证其合法性,就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

 

尊严和权利密切相关。如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公民的尊严也就自然体现。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身安全、选举和受教育等权利,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切实保障这些权利,将这些写在纸上的权利落实到实践中。

 

要落实这些权利,必得发展民主,必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有心人比较后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有涉及,但相关表述基本以 “积极稳妥推进”和促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发展为主。过去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也总是含蓄委婉。加上现实中的种种曲折,令人悲观失望。

 

这次当着数千代表的面,在中外瞩目的两会上,温家宝的态度如此坚定、观点如此鲜明地向世界宣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史无前例,可以看作是中共提速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

 

但是,体制痼疾深重,惯性也强,冲锋号虽已吹响,强行军却非易事。就在温总高调之际,网络上的控制依然严格,13省媒体集体呼吁户籍改革的声音被压制。这声音多么的温和,多么的恳切,多么的合情合理。

 

不过,我还是抱持乐观的态度,正如自然规律一样,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大势从来不可违。前些日子,新闻周刊做了一则教育改革的报道,在被人诟病已久的教育行政化问题上,温总数次公开进行了批评,他的精神在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有所体现,我最后给报道取名为“教育去行政化,大势已明”。

 

是的,大势已明朗但未确定,尚需努力落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大方向已经明确,需要众人合力去推进了。

 

最后,我要着重强调一下公民自身的责任。尊严与生俱来,后天中被不合理的制度损害和剥夺,固然需要政府改革自身予以纠正,公民也有责任完善自身,去除凡事“等靠”的思想,自觉自发地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捍卫自己的尊严。

 

这些年来恶性事件不少发生,官民互动的良性案例也在增多。厦门市民的集体散步,吴君亮团队的依法问责等,最后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政府倾听并接受了民意,低下了此前傲慢的头颅。

 

60年前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向世界宣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后,温家宝向国人承诺,“要让人民更有尊严!”。在我看来,前者说得不是事实,只是一个理想。只有等中国人民都有尊严了,才能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些人,一些事

章文 03月 4th, 2010

每年两会前夕,总会有预热。最近一些天来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就很吸引我的注意。

 

首桩要算胡锦涛主席织围脖了。胡主席2年前在强国论坛的一次网聊,导致今天他的ID号自动生成人民网围脖,着实给网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善意的玩笑。不少人将信将疑,还有网友心怀“坐等胡主席发博”的愿望。我当然是不相信的,因为我知道政治局常委接受采访是要集体研究通过的,他们的“言论自由”更小,岂能在网上随意发话?

 

胡主席围脖不到一天就消失了(他本人应该已经知道),在我意料之中,却令我感到极其遗憾。我设想,如果胡主席保留该围脖,哪怕只是由中央书记处偶尔代传他的一些讲话上去,那个象征意义也是巨大的呀!一来可以给网民们提气,二来也可向世界展现中国领导人的“潮”,证明不OUT。可惜“网友胡锦涛”终究还是选择了退出。

 

第二桩要说说温家宝总理的再次触网。俗话说得好,凡事有第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从这点来看,温总理比胡主席似乎更热爱网络一些。他此次和网友的交流,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相信会有不少人做同样想。“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我是第一次听中国领导人这样表述。更让我吃惊的是,温总理字字句句传递出来的都是“普世价值”,关系到公民方方面面的个人权利,他坦言年少时一家5口挤住9平米的房子,知道蜗居的滋味。他更直接批评教育行政化,说大学最好不要有行政级别。

 

2012年他就要退隐江湖了。这几年毁誉参半,反对他的人多半讥讽他“爱作秀”,其实有失公允。全世界政治人物都爱作秀,关键是看有没有实际作为。温总在位这些年可圈可点的成就还真不少:废掉了收容遣送,取消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农村孩子义务教育不花钱了,遍及全国的社保体系正往农村延伸,医改教改正往纵深处前进。现在他又表态,政府要管住节节高升的房价,并要提供廉租房,让民众住有其所。

 

我个人的感觉是,时间有限,他在使劲往前拱。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政治人物没有坚定的信念只会沦为官虫,有信念而不懂妥协不具韧劲,同样难有作为,徒留空悲切。更显不公的是,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所有的政治人物要为体制所累,即便是心怀天下的也很难为天下人承认并赞誉。这种环境下做事,没有一点毁誉随它的历史胸怀,是不成的。

 

我愿意相信,当年甘冒风险陪同已经失势的总书记去广场见学生的人,总是难忘那一幕的,想必他也多次体会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他今天所有关于民主法治的讲话,无不和那一场风波有割不断的联系。

 

但是显然,即便政治人物再努力,由于体制和人事的牵扯,也总是只能事倍功半,或者望百里行五十。

 

这就得说起第三桩事情来了。全国13家媒体发表共同社论,炮轰户籍制度,让我击节、兴奋并感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户籍制度的直接受害者。我身边的一位同事,现在就面临初中即将毕业的女儿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不能在北京高考,她得回原籍或者去国外念书。我的同事已经在北京工作10年,有自己的住房和固定的工作,每月依法纳税,她的孩子却被另眼相待。说起此事,这个已被岁月磨平棱角的中年女子是一脸激愤。

 

我曾经在2001年以深度报道的形式揭露过收容遣送站里的黑暗,到2003年一个大学生的死亡才最终结束了这个罪恶的法规。进步总是缓慢,水滴石穿前,有无数的水滴被牺牲掉了。我相信,两会期间,户籍制度改革一定会成为最热点之一。但是这个制度变得公平合理之前,还有多少人的权益被损害啊!

央视大火后集

章文 01月 31st, 2010

继续织围脖:)

 

今天看到新闻称,失火的央视配楼外墙立面虽已烧毁,但建筑主体未受影响,因此选择了修复方案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1001/0130_17_1530814.shtml。一周前的新闻称,调查组未发现坊间盛传的工程腐败问题http://news.sina.com.cn/c/2010-01-22/032219520012.shtml

 

说实话,央视虽然和我非亲非故,但由于好几位朋友在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关心失火配楼安全性能的。现在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了些,专家们都说没问题了,那一定就是没问题。

 

但是,我对此事件所涉的“腐败”问题仍保持怀疑。新闻里讲,配楼装修材料在施工中至少两次被焊火引燃,项目经理谷显树“将这一严重问题反馈到公司采购部主任许燕钊,强烈要求更换,项目部怀疑采购部将合同要求的材料更换了,但采购部主任强烈要求项目部使用该材料”。

 

倘若该新闻所讲属实,那么自然会引发人们丰富并”恶意“的联想:许燕钊只是该公司采购部主任,在如此重大工程项目上,他敢“偷梁换柱”吗,即便他敢,他做得到吗?是谁指使他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其公司老板张汝成,而此人恰恰在调查组去他公司调查前“身亡”,其两个弟弟则“为逃避法律制裁流亡海外”。这一连串的巧合说明了什么?关键人物“死亡”和“失踪”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由此我认为,央视失火配楼的安全或许真的没问题,但这把业已熄灭的大火一定有它尚未照亮的黑暗角落。

某省驻京办主任吐真言

章文 01月 29th, 2010

昨晚参加一个活动,巧遇某省驻京办副主任,出于新闻人的本能,我和他聊起最近沸沸扬扬的“撤销驻京办”风波。不料该主任先是斥责“媒体无聊炒作”,并称“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新闻,我们是省驻京办,不在撤销之列”。

 

如果他仅是这般情绪化的反应,我也就懒得和他继续讨论了,有意思的是他“发泄”完情绪后反问我,“你说,腐败的根子在哪里?”

 

他自问自答,“如果腐败的根子不除,只拿驻京办开刀,顶多也就是做给百姓看看而已。”他进一步说,“没有驻京办,下面就不到北京来跑关系了?到时恐怕花的钱更多了!”

 

稍一琢磨,你不得不承认该主任说的对,一针见血。如果非要追究驻京办的罪过,不过是它将官场腐败的一角掀开,公示于众,从而引来猛烈的炮火。倘使根子不除,不把权力怪兽关进笼子里,撤销驻京办除了转移视线外,对于反腐败毫无助益,既不能阻拦那些地方官员进京跑关系,更因为缺少驻京办的长期润滑功能而要花更大的代价去打通环节。到头来,还是纳税人出血,而且是出更多的血。

 

这就是中国,大且复杂,牵一发动全身。如果改革只浮于表面,除了骗点掌声,有时会导致完全相反的效果。

百度,百度

章文 01月 22nd, 2010

1月18日,百度正式宣布其首席技术官李一男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

 

此前1月8日,百度宣布其首席运营官叶朋因个人原因离职。

 

1月20日下午,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某老人家讥讽谷歌幼稚,并称那些支持谷歌的国人头脑简单。两年来,我眼见某老人家一点一点地丧失新闻人该有的客观立场,为他晚节不保感到惋惜。

谷歌,李开复,中国国情

章文 01月 14th, 2010

李开复离职时,议论他的人实在太多,我于是选择当看客;李开复创业伊始,访问他的人还是太多,我继续当看客。但现在他曾经服务过的谷歌出大事了,我要提笔写写他和谷歌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专访过李开复3次,在不同场合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总体而言,我从未见过如此谦谦君子,一个工科学生竟然保持着典型的中国文人做派,让人感觉美国多年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远远不及中国传统施与其身的影响。

我印象中,和开复的每次见面,他几乎都是同一种表情,微微地笑,一双不大的眼睛透着平和与友善。与其说是专访,不如说是随意的聊天。第一次访问,谈的主要是他个人,从他的祖籍四川,出生地台湾,到少年求学的美国,以及后来回北京工作,他的成长发展经历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比较清楚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后来那期报道就以“李开复的家国情怀”为题,获得他的认可。他虽身为美国籍,却长着一颗中国心,其表现比许多中国人还爱国。他和中国学子的交流获得广泛好评,当然也引发一些人的非议,一位IT界牛人就曾当着我的面不屑地说,“商人就是商人,装什么精神领袖?”随同我的实习生事后马上为开复鸣不平,“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人家,他自己又做了什么?”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专访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已经46岁了,人过中年,你对未来的最大希望是什么?”开复几乎没有思索就回答,“希望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没提谷歌怎样,仅仅说自己,这令我有点意外。那时是2007年,他来谷歌中国才两年。现在想来,恐怕他当时就已经明白谷歌想在中国生存下去会很难,而他也终将会离开。

 

2006年,谷歌在同意审查其搜索结果的情况下于推出了中文搜索引擎Google.cn。据说这是开复居中调停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好心”难得“好报”,违背互联网自由开放精神的妥协,无异于自我阉割,也是长久不了的。

 

第二次采访他,那时他刚从“谷歌偷税门”脱身不久,依然笑咪咪地,只是让我感觉苍老了一些。这次谈的技术,他仔细为我讲解云计算。正式采访时间不长,然后就是闲聊。我问他谷歌敏感词问题,他毫不避讳,还打算教我一些躲避审查的方法,可惜我对技术一窍不通,只好作罢。

 

第三次采访他时,正值百度广告门事件沸沸扬扬之际,李开复对我说,“谷歌绝对不会拿这样的钱,我们的排名都是公正的。”然后又为我仔细讲解了一番谷歌如何保证搜索排名公正的做法。也是在这次,李开复明确地表示,“谷歌不做恶,这是我们的底线和原则”。

 

后来(2008年),我受邀以国际访问者的身份去美国访问,最后一站在旧金山,美国政府安排我去参观雅虎总部。雅虎公司两位法律顾问接待了我们,我和他们谈到了由于雅虎提供伊妹内容致使一位中国公民遭到囚禁并被判刑。那件事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美国参议院为此举行过多次听证会。尽管雅虎方面辩解是迫于压力,但还是颜面大损,很不光彩。两位法律顾问也是躲闪其词,不愿多谈此事。

 

相比之下,谷歌就要有原则得多,至今没有听说哪个用户遭它“出卖” 过。到了2009年,一场更大的灾难等待着谷歌和李开复,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几乎波及每一个网站、网站的每一个角落。谷歌作为国外进来的最大搜索引擎,自然也难逃“法网”。李开复也终于在风波平息后,选择了离开。

 

他虽然公开说是想有一个新的开始,为中国青年创业提供帮助。但未尝不是彻底看清现实后的无奈退却呢(说实话,我是不看好他的自主创业的)。以他的谦谦君子个性,以谷歌的“不做恶”风格,即便通晓中国国情,又如何去勾兑?基本是两个道上的,很难“同流合污”。路只能越走越窄,越来越难走了!

 

离开开复这个中间人的谷歌,也终于不能忍受脖子上日益勒紧的缰绳,要从曾经的妥协立场上退回去了。我以为,这是文明对野蛮的反击,这是自由对专制的反击。虽然看上去力量悬殊,但一个代表着不可阻挡的大势,一个则是落后保守的化身,从长远看,胜负不言自喻。

 

我还悲哀地看到,国内某些网站和某些人在幸灾乐祸,真不知道这些人脑子中除了钱和无知外,还有什么?正如一个明白人所言:长此以往,中国网民最终会逐渐沦落为世界的二等网民,无法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搜索工具,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甚至会慢慢退化到“网络石器时代”。

和解方能共生

章文 01月 8th, 2010

写下这个题目,直接原因是看到湖南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之妻到北京喊冤而被控制的消息。然则在我心中,这却是一个思索很久的话题,今天就直抒胸臆吧!

 

杨宽生“坠亡”事件,有不同的版本。当地官方结论是“自杀”,而家属则认为是“被自杀”,一些专家也对“自杀”提出了质疑。

 

我并未去过现场进行调查,对其真实死因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杨妻刘月红到北京喊冤,却被当地驻京办“控制人身自由”,是我关注的重点。我看到该消息后面几百条留言中,不少人对“自杀”事件表示了怀疑,要求高层予以彻查。

 

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堂堂常务副市长,其家属维权依然遭遇和普通人一样的困境。面对更高一级的权力,在下者的命运几乎是相同的。此时的刘月红,和高莺莺的家人有何区别,和愤然剁指的孙中界、无奈开胸的张海超、绝境自焚的唐福珍们,有何区别?

 

在我看来,他们此时哪有什么左派右派之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做“弱势群体”!面对强权,面对支撑强权的制度,我们所有人都是脆弱的,都是那枚鸡蛋。这个制度当年曾让国家主席、元帅们含冤死去,现在让一个部级干部、市级干部“被自杀”,也就不必惊讶了。

 

更在荒谬中彰显“公平”的是:整人者也随时有可能被人整。可谓“天道循环”,因果报应。重庆的文强当年想必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整过”别人,现在自己落在他人的手中,也只能认命了。可今天整他的人,说不定以后又要成为别人菜板上的鱼肉了。

 

如果说,中国之大,矛盾之多,实在难以达成什么令所有人满意的共识,那么在我看来,起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不受约束和制衡的权力,以及支撑它的制度。无论是在上位者,还是中产阶层,还是底层草根,都面临被权力怪兽吞噬的危险。

 

不过,不同阶层的人拥有的资源和力量不同,抗衡权力怪兽的能力也不一样。上位者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集体抗风险能力较强。中产阶层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可以通过和上位者作交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底层草根则无所凭籍,也没有和上位者交易的本钱,抵抗能力最弱。

 

但正是抵抗能力最弱的底层草根,也往往成为攻击能力最强的群体。历史上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就是明证。可叹的是,每次农民起义,矛头所向的是比他们更强的阶层,不管是上位者还是中产阶层,都在他们的“革命”之列。消灭了这些人的肉体,抢夺了他们的财产,霸占了他们的妻女,自己也成了以前压迫他们的人了。

 

改朝换代,血流成河,从未有人思考过制度的问题。所以,我对所有被肯定被讴歌的“农民起义”都持保留态度,这种“砍人头”的循环实在没什么进步可言,相反倒造成历史的倒退。

 

同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这又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不宜对“农民起义”进行肯定和讴歌,也不该对其进行谴责和讨伐。每个人,每个阶层,都应该有他参与社会博弈的手段,否则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并生存下去。“暴力革命”是弱者最后的选项。只有社会上多元力量的博弈比较充分,每个阶层都有保障自己权利的有利手段,那么“革命”就会匿迹了。

 

今天,我看到不少人在夸夸其谈“左愤”(更恶劣的是冠之“左粪”)现象,并予以讨伐,实在是有些不以为然。这样做除了引起被指责对象的反感并造成人群分裂外,对时局有何助益呢?我自己不是所谓的“拥毛派”,但我理解他们的一些主张,以及产生这些主张的深层背景。这些人不是异类,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对家庭和子女有爱,对社会不公有愤慨。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优点有缺点,正直不输我们一分,善良也不会比我们少。

 

他们的情况各异,遍布上位者、中产阶层以及底层草根中,不过是后者人数比重较大。面临一个不公的社会制度,他们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所见所闻作出自己的反应,非常正常。可以探讨的是,如何让当局公开档案资料使得真相尽可能地呈现,也让所有人得以修正自己的看法。

 

正如上文所言,我们所有人起码是有一个“共同敌人”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怪兽!我们所有人首要的任务应该是齐心协力去把它关进笼子中,而不是忙着窝里斗,你指责我“卖国”,我反骂你“左粪”。

 

预防“革命”的发生,重点在探讨产生革命的根源并力求铲除它,而不是简单地去谴责哪一个群体。“革命”实在是一个共谋的产物,绝不是哪一个群体可以单独发动的。

 

今天甚嚣网络、无谓的对骂除了过过嘴瘾之外,一点好处都没有。不利于团结,造成分裂,从而使“共同敌人”更加肆行无惮。“不要去攻击掌握权力的人,而要攻击制度”,“圣雄”甘地的这句话让我深思,那么对于和我们处境相似的人,更不必彼此攻击了。

 

坦白地讲,今日的中国,需要和解!

 

首先,人民之间需要和解。什么左派和右派,那只是思想主张上的不同罢了,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大家一起先攻击权力怪兽,使它不敢肆无忌惮地去害人!下一步如何把它关进笼子里,是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还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发展出一套“中国模式”来,完全可以进行充分、善意的探讨,然后达成共识。

 

其次,人民和上位者之间也需要和解。所有人同在体制困局中。体制内固然有很多人已经堕落,应该谴责;但也有不少人打算或者正在突围,应该鼓励并给予支持。例如我看到一些地方人大作出了不少限制权力怪兽的努力,尽管还不普遍,但值得声援。

 

和解能消除心结,放下成见;和解能减轻敌意,促成妥协;和解能弥合岐见,达成共识。总之,和解方能共生,今日中国需要这样的和解!

唉,外交部

章文 12月 29th, 2009

刚才看到新闻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轮及25名船员全部安全获救,且“中国海军护航舰艇编队已将该轮置于其保护之下”,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群同胞终于赶在新年前回家了!

 

但是,我对外交部的声明感到不解且不满,没有详细交待解救行动。此前传言的400万(美元)赎金,以及此次所说的“空投”一事,更不见姜瑜提起半字。

 

不过我相信,不出几日,这次解救行动全过程的报道将在外媒上首先刊出,然后被我国网站(或者媒体)有选择地予以转载。

李长江们的“复出”逻辑

章文 12月 28th, 2009

看到李长江复出的消息http://news.cn.yahoo.com/09-12-/1037/2jsuq.html,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三鹿毒奶案余波未息,一年前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李长江,就出现在公众面前,且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去年的9月22日,新华社在播发“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消息中称,“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的请求。”

 

三鹿毒奶事件不是一般的质量事故,可以称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恶劣的质量事故了。它选择下手的对象是人群中最弱的幼儿,将近30万幼儿的身体遭受戕害。该案严重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

 

我当初认为,李长江再无翻身之日了,恐怕只能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余生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政府竟然这么快就启用李长江,而李长江竟然也接受了。这两个“料不到”,实在突破了我对政府信用底线以及人的良心底线的预设。

 

颇具讽刺的是,李长江新职是领导全国“打黄扫非”,让我不仅要揣测政府的用心:难道是要让李长江将功补过,管好民众精神消费品,去抵补对于民众生活消费品的监管不力么?

 

如果再联想近些年来,各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的官员们纷纷获任新职或“异地就职”,我们真地要相信政府对待有问题干部,的确是慈悲心肠,贯彻了老毛当年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003,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对疫情控制不力而引咎辞职,2007年复出为山西省省长了,后时运不济又赶上襄汾溃坝事件而再度引咎辞职;

 

2004年安徽阜阳发生“毒奶粉事件”,很多官员被问责落马,后来怎么样?原市长刘庆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原工商局副局长杨伟调任安徽一个地级市工商局副局长,原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调任阜阳另一个局的副局长;

 

2005年吉林发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危及下游人民的饮水,甚至殃及俄罗斯,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因此引咎辞职,2006年就复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07年山西发生黑砖窖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后改任尧都区区长助理,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后改任该县县长助理;

 

2008年初,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进京抓记者事件”爆出后,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勒令辞职。同年11月,张志国又被任命为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

 

2008 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用公款组织干部到武夷山旅游。被曝光后,邵立勇被免职。中央纪委、监察部称, “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无视中央有关规定,置地震灾害给国家所带来的困难于不顾,置全国人民深切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组织公款旅游。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有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不久,邵立勇异地任职,身份换成了威海市工商局长。山东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称,调任邵立勇不违反规定。

 

2008年6月,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震惊海内外,原县委书记王勤因处置不当而被撤职,不久,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

 

2008 年9月,三鹿毒奶事件令国人闻奶色变,为此,部分官员被免职,包括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副司长鲍俊凯、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等,然而,几乎与此同时,被免职的官员纷纷异地就职,刘大群改任河北邢台市市长,鲍俊凯则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由副局级变为正局级。

 

现在公众则看到李长江的复出,由此推测,当初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副书记等一干官员们的复出,也是指日可待了。在结石幼儿们索赔无门的情境下,这帮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官员们的复出,也算是“中国特色”之一种吧!

 

仔细观察并比较中国官员们的落马,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只要不是触犯党纪国法,不被判刑,就会有新生的机会。

 

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触犯法律,政治生命也随着自由的丧失而结束。如成克杰、胡长清以及许宗衡等;

 

而另一种过错,或决策失误,或失职渎职,致使公众利益遭受严重侵害的,则往往被轻责,事后再受重用。如上述复出官员们。

 

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一种逻辑呢?在我看来,对公众利益受损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们的“原谅”以及“重新任用”,是对民意的极大轻视和践踏。也从反面表明,民意在某些人眼里的确“轻如鸿毛”。

 

用权力去交换金钱,当然要严办;但使用权力不当,致使公众利益(包括财产权和生命权)受到严重侵害,更应该严惩不贷。

 

在三鹿毒奶事件中,被判刑的甚至被剥夺生命的都是三鹿奶厂员工以及供应商们,这固然是他们咎由自取,但没有一个负有监管责任的官员在其中,已经是很不公平了,现在居然这帮官员们陆续在复出,在小民(尤其是那些结石幼儿父母们)看来,真得是要“气结”了。

 

在民主社会里,不管因为何种原因致使公众利益遭受侵害的官员,唯一的选择就是道歉辞职,离开政治,另辟人生道路。他知道,在汹汹民意面前,恋栈不可能,日后复出也基本无望。

 

那里是选票至上,政客们匍匐于民意脚下,而在这里,一切唯权力马首是瞻,权力最无情,也最强势,它总是公然强奸民意。

法国总理,XXX,中国司机

章文 12月 23rd, 2009

今天傍晚去参加法国总理菲永的记者招待会,大望路地铁边上的索菲亚万达酒店,内部装饰非常豪华,是我在美国以及欧洲鲜见的。这也算是后发优势的一种吧,后来者可以借鉴前辈的经验,从而超过前辈。时下的中国,在不少人看来,就是这样的新贵了。

 

记者招待会半个钟头,几个问题而已。中国记者提到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法国空客以及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泛泛而论,泛泛而答,外交辞令总是如此,难以引发太大的兴趣。

 

就在我兴致索然的时候,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使我的耳朵顿时竖起来。法新社北京站记者问道,“在法国,大家是畅所欲言的。那么你今天有没有(和胡锦涛)畅所欲言地支持明天要开庭的一个异见分子呢,还是你只是笼统地谈论了一下人权问题。”

 

菲永回答说,“其实中国不需要等到我来访问,才知道法国在人权上的立场。法国的立场已经通过欧盟来表达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拟定了一个政策,欧盟主席上周已经代表欧盟国家,对XXX情况表达了关切,并呼吁中国尽早释放他。”

 

菲永话锋一转,“我们不要忽视中国这些年来的进步,尤其是经济上的发展。我们通过对话和合作,希望中国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司法领域,我们积极在参与,提供律师、法官方面(交流和合作)的协助。我觉得这些从旁的协助比那些空洞的声明和字眼要有用的多。”

 

菲永最后颇有感触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他会自己找到他的脚步和速度,来进行他的改革。我觉得,很难想象,外界能够替代中国来改变他国内的情况,我们的职责是帮助中国开放,从旁协助他进行现代化改革。”

 

回家的路上,的士师傅和同事通话,“我们得团结,不要为几个钱就不搞啊。”我问师傅“搞什么”,他说,“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黑车、摩的,没人管。我想罢运,可是他们都不同意。”

 

我问,“为什么不同意?”,师傅说,“还不是自己的那点小算盘,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有的胆子小,有的觉得没有用。”

 

同在北京,前后相隔不到两个小时,法国总理的话,中国司机的话,,一个说的法语,一个说的中文。我们这些旁人能够听出什么来呢?

- N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