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 12月 28th, 2008
从源头遏制腐败，看来还是遥遥无期
据新京报12月27日报道 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26日表示，有关部门将加强公职人员出国护照的审批管理以及对领导干部出国境的审查，防止干部出国考察滞留不归的事件发生。
姚增科表示，监察部和预防腐败局已对近来官员出国不返事件进行了专题调研，"目前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公职人员出国护照的管理，另一方面要对出国严格审批，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还将建立防止腐败分子外逃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
说实话，看到这则新闻，我笑了，这又是一桩治标不治本的反腐举措。那些拥有权力的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们，要想出国实在是太容易了，中央哪管得过来？
作为一名资深时政记者，我密切关注过中国多年来的反腐事业，也曾和中纪委的朋友们深入探讨过反腐前景，总体感觉困境大于希望。
很多人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公众所期盼的那样，彻底从源头遏制腐败呢？
反腐败从一把手夫人做起，给官夫人上廉洁课；聘请监察员，对领导干部实施八小时以外监督。
这是最近一些年来各地纪监部门在反腐手法上的创新，不过一出台就让人笑掉大牙，至今已经烟消云散，不再被人提起。
纪监部门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点子被人笑话的同时，也宣告了我们严惩腐败的党纪国法的疲软，否则为何要借用这些"歪招"？
我们其实是有狠招的，但就是被人为地延缓不用。
例如舆论监督，充分地赋予媒体对于政府官员言行的监督权，让公权力的运行暴露于阳光之下，这将大大地减少腐败。西方国家就不用说了，就拿香港和台湾两地来说，媒体的反腐败功能，都是有目共睹的。台湾岛内正在上演的陈水扁家族贪腐案，媒体紧盯不放，不断地爆出新料，不断地使陈水扁的共犯进入检察官的视野。
我不知道，为何某些方面对于媒体监督如此敏感，甚至一度规定媒体不能异地监督，甚至还规定媒体的监督报道稿件必须经被监督对象的认可，方能刊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腐败，增加了腐败分子作奸犯科的信心。
例如阳光法案，出台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这是不少体制内外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一项反腐利器，至今未能锻造出来。自从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到今年整整14年了。在这期间，中办、国办1995年曾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纪委、中组部2001曾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这两个文件离"阳光法案"有距离：它们不是法，也不对公众公开。2007年11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透漏说，中国将适时建立财产申报制，但就是不知这个"适时"将会是何时？
据有媒体调查披露，97%的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如果调查属实，这真是又一大"中国特色"，某些人和中央唱反调，公然宣称民主不适合中国，难道阳光法案也不适合中国？
10多年看下来，有心人会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高层也想从源头遏制腐败，但总是有心无力，结果便是一招接一招，招招都是花招，不但治不了本，甚至还不能治标。
于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于是，反腐败工作始终任重道远。
附上一篇5年前对监察部副部长李玉赋的专访，他当年所讲的"从源头遏制腐败"，至今进展不大。
"如果腐败现象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反复发生，那就不单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 ——李玉赋
2003年1月11日，"中国廉政建设"项目启动会在深圳举行。项目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李玉赋会议期间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
腐败全球化
章文：据我们了解，"中国廉政建设"项目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在反腐败上面的首次合作，请问是怎样走出这第一步的？
李玉赋：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十分重视同各国、各地区和国际机构在廉政建设与反腐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督、监察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去年5月，我们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亚洲监察协会第七次会议。
"中国廉政建设"项目的实施，是我们在反腐倡廉领域对外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和扩展。与国外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研究、借鉴国外地区开展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尽管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过来，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章文：有不少人认为，腐败在发展中国家、在东方国家最严重，在西方国家则很少，是这样的吗？
李玉赋：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是带有歧视眼光的看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发达，法律制度完善，民主化程度较高，因此腐败很少。现在这个神话破灭了，经济全球化带来腐败全球化，腐败问题是全世界要共同面对的。
意大利从1992年开始大力反腐败，最初是针对政界人士，后来发现不光在政界，在商界、文化界、体育界都存在相当普遍的腐败。我曾做过一个统计，5年之间，意大利共有3000多名中高级政府官员涉嫌腐败，450多人直接受到查处。
经常指责别国腐败问题严重的美国，腐败也同样大面积发生。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中200多名高级官员因腐败下台。最近几年来，美国腐败问题更是严重。
腐败祸烈
章文：既然腐败是各国所共有，那么在对待腐败所造成的危害的认识上，中外双方有不同吗？
李玉赋：国外主要从四个方面总结腐败的危害性，一是腐败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影响人心的向背，二是腐败对经济资源造成巨大浪费、阻碍经济发展，三是腐败破坏法律实施、损害社会公正，四是腐败导致人们灵魂蜕变、败坏社会风气。
他们这种认识很深刻，也很具体。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比较宏观。
反腐机构多样化
章文：中国反腐机构有纪委、监察部，还有检察院。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反腐机构需要进一步整合，您怎么看？
李玉赋：这个问题不知争论了多少年，一直达不成共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和探索，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共识。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论发达或不发达，它所建筑在自己国情基础上的反腐机构应该是多样化的，不能套用一种模式。
比如，美国总觉得联邦调查局特别好，总统制下的总检察长制度特别好，总希望别国效仿它。如果你不效仿它，它就认为你不是民主制度，你是"一党专政"下的反腐机构，不能取得反腐成效。这种结论是很武断、不合实际的。因为一个国家国体不同，政体就不同，在反腐机构的设置上也不可能一致。
现在通过加大与国外的交流沟通，他们也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的这套反腐机构与国外相比毫不逊色。我们有自己的特点，在操作上有独到之处，取得了相当多的国家达不到的成效。
我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反腐机构合不合适，有两条标准：一、是不是符合本国国情；二、是不是有效地发挥了反腐作用。
反腐方式创新
章文：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反腐方式上有一些很严厉的措施，例如新加坡的连带责任，美国80年代的"死盯"运动，中国在这方面有引进的打算吗？
李玉赋：这两个措施的确很厉害。新加坡在反腐败上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要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二是要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对付贪污者，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还要给予数倍、数十倍的罚款，为此，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法律上的连带责任，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还钱。在这里，上下级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一损俱损。
相比之下，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一个官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可他治下却大案要案不断，不正之风盛行，那该怎么来追究他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和人家有差距。但要引到中国来，恐怕不太好办，国情不一样，但做法可以研究借鉴。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搞的"死盯"运动更厉害。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冒充大公司的职员，去给政府官员送礼，哪个敢收，就把哪个抓起来。
这种"死盯"战术在打击腐败方面的确可以起到特殊效果，让政府公务员感到身边到处都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迫使他们"洁身自好"，"遵纪守法"。
这个搞法怎么样，我们确实没有把握。在一定场合、一定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有控制地使用，但完全搬过来，恐怕会带来很多司法上的新问题。
警惕立法腐败
章文：中国目前在法律体系上的建设对反腐的保障如何？
李玉赋：从1979年至今，中国全国人大共计通过了380部法律，国务院已颁布了800部行政法规，全国地方性法规共计8000余部。可以这样说，以宪法为核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是，20年来，我们可以制定上千部法律，但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恐怕不是几十年就能做到的。
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要实现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执法问题不解决，则立法成果难以保障。
现在，《立法法》允许下面有自己相应的立法权。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必然产生立法利益偏向的问题，结果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这种在立法上以局部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廉洁行为，是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的重要内容。
建立反腐综合战略
章文：有人说，"反腐败"即是"防腐败"，要事先做工作，不能光靠事后惩治。您怎么看？
李玉赋：反腐败要建立综合战略。一是教育，对公务员进行廉政建设培训教育。有的国家，不但对公务员，而且在中小学学生中推行廉政建设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廉政意识；二是惩治，对腐败者从政治、经济、法律上进行惩罚；三是预防，要建立预警机制，通过一套指标体系来预测、监控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
另外，还要加强公民参与。西方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和立法来反映民意，进行反腐败。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章文：目前，中国反腐工作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李玉赋：如果腐败现象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反复发生，那就不单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向纵深发展的程度，即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要从制度上做文章，釜底抽薪，才能真正遏制住腐败。我们这次搞的廉政建设项目中有一个重点课题，就是研究如何从源头治理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