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 05月 23rd, 2009
注明：此乃本人最近一篇报道的摘选。
“非典的教训重大啊，我们这次抗击甲感就是从非典中学习的。”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疲惫的声音提高了几倍，尽管连日来的四处参加活动、密集地接受采访已使他的身体极度疲弱，但提起6年来的变化，仍很激动。
曾光说，6年前非典突然袭来，上上下下都准备不足，大家没有共识，初期还有不少人人心存“重医疗、轻预防”的陈旧观念，在信息批露上也严重滞后，致使损失惨重。
今年2月，原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3年抗击“非典”中存在四个方面的教训。一是判断不准，处置不当；二是信息不准，传递不畅；三是未及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四是缺乏有效国际合作。
在5月18日至22日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吸取了非典的教训，并且拨款50亿元，努力做好防控工作。
此时此刻，比较一下6年来的变化，是有必要也是有意义的。
当年第一例非典病人出现在广东佛山时（2002年11月），公众毫不知晓。直到2003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一份传真函称：该院收治两例重症肺部感染病人（已转广州住院治疗）后，7名医护人员感染发病。随后，非典开始在广东省境内蔓延开来。到1月20～23日，应广东省疾控中心请求，中疾控派专家赴中山市协助处理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暴发疫情，提出控制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要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并上报卫生部。
需要注明的是，此时距中疾控正式成立（2002年1月23日）刚1年，这个年轻的机构尚处于人事建构之中，对于突如其来的非典，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技术手段上，都准备不足。
前中疾控主任、现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李立明回顾那段日子，坦承当时的稚嫩，他说，“我2004年离开后，2005年翻译了《美国CDC（疾控中心）历史》一书，从中可以看到，美国CDC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特别是涉及到疾病控制这方面，经验都是从和疾病作反复斗争中取得的”。
当时，政府在应对非典上，同样严重准备不足。初期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当日发布的数字触目惊心，“截至4月21日，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医务人员456例)，治愈出院1201例，死亡92例”。
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非典工作才正式走上正轨。
而这次抗击甲感，反应就迅速得多了。李立明评价说，“感觉他们很从容，工作有条不紊”。
据中疾控办公室主任兼抗击甲流综合协调组组长王健介绍，早在4月22日，中疾控工作人员就在美国的一家专业网站上看到加利福利亚“猪流感”（当时称谓）消息，23日上报给卫生部，24日请了3位院士会同中疾控的专家一起研判局势，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小心对待，要做慎重准备。到25日，也就是世卫组织正式通报墨西哥疫情的当天晚上，中疾控主任王宇就紧急召集专家会议，认为要高度重视这起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后立即成立了抗击甲流领导小组。29日开始对省、地市级疾控中心进行培训，30日对十大口岸城市疾控中心进行培训，5月3日又对八大军区疾控中心、五个检疫检验局进行培训。至此，防治甲流的应急状态准备就绪。
因此，当5月10日从四川传来第一例疑似病例消息时，中疾控的工作人员并不感到意外。当天晚上，疑似患者咽拭子标本送到中疾控病毒病所实验室，经过一夜的试验，到11日早晨，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
三天后，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卫生部等部门关于一些国家发生人感染猪流感疫情的报告，研究部署我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工作。此次会议上，确定了“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
在5月11日四川包某被确诊为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说，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抓紧做好应急响应的各项工作，科学、有效实行卫生防范措施，全力制止疫情在我国传播，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迅速建立了多部门参加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出现确诊病例后，全力救治患者，追踪密切接触者，及时通报和发布有关信息；在继续坚持边境口岸的严格检疫的同时，加强了人群流感监测工作并启动了网络直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相比6年前的一片指责声，外媒基本肯定这次中国政府抗击甲感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在确认境内第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立即全面展开和实施精心策划的防控计划。而即使是在这起病例被证实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采取了一系列高姿态步骤，表明中国将认真对待，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
已挑大梁的中疾控主任医师倪大新6年前还是一个新手，他参加过北京市疾控中心非典防治工作，对前后的变化深有感触，他说，“当年抗击非典，也不能说是打了败仗，不过开头的确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他认为，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相关的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2003年5月9日的公布实施，对此后的抗击非典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都从非典中学得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对于今日的防治甲感很有好处，尽管这些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
附文：“政治决策，不用去解释”
——专访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
2004年春天，北京和安徽两地再次发生非典疫情，随后由卫生部、科技部组成的调查小组经数月调查显示，此次疫情系实验室感染。7月1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等人因对非典病毒管理不善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卫生部批准了他们的辞职请求。
相较此前孟学农和张文康两高官去职所引发的巨澜，李立明的离开，要平静得多。
2003年4月4日，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称非典得到控制，李立明挺身而出，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世人陈述实情，并首次使用“疫情”二字，举国震动。他被媒体称为抗非典中最值得记住的三个人之一，与钟南山等并列。
媒体对他的大体印象比较良好，“他遇事沉稳、充满自信、思维敏捷、语言表述极为准确”。媒体为李立明归纳的非典期间的主要功绩有：在最初的1个多月时间里，3次到广州督导防疫工作；迅速建立非典主动监测报告系统；负责非典确诊病例的数据统计。他曾经自信地说，在他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瞒。
离开中疾控半年后，2004年12月李立明转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院校长。2007年1月，李立明升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2009年5月18日下午，记者几次拨打李立明的手机，无人接听，于是发去短信，提出采访的要求。李立明先是回复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不说为好”，后在解释当时离职情形时说，“那是一种政治决策，所以，不用去解释和说明，只要你认真做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之后，记者再拨通李立明的电话，这次他接了，小声地解释一直在会上，等5点半散会后再联系。5点半刚过，李立明就回拨了记者的手机，于是有了下面一则简短的对话。
章文：作为曾经的带头人，你怎么评价这次疾控中心防治甲感的工作？
李立明：感觉他们很从容，工作有条不紊。这得益于6年前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
章文：当年抗击非典初期很混乱，主要是什么原因？
李立明：主要是医院内部防控不力。当时大家对非典认识不清，也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医护人员感染得很厉害，有些医院，医护人员得病的比一般人还多。老百姓一看，这还了得，你医生都保护不了自己，我们可怎么办？于是，人心惶惶。
章文：我记得你当时上媒体的频率比较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立明：我本人其实不愿意站出来的，但当时那个情况，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必须有人出来批露真实信息啊，否则小道消息满天飞，群众不知道真相，会更加恐慌的。科学家就是应该在紧急关头，用自己的知识解惑，平定人心。所以，当时只要是媒体要求，我都会答应的。
章文：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你接受《面对面》专访时，没有带口罩。
李立明：我是专门不戴的。当时王志他们还问我，为啥不戴口罩。我说在空气畅通的地方，是不会传染非典的。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一个科学家的自信，科学家就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让老百姓打消不必要的担心。
章文：2003年你的表现很好，可遗憾的是，2004年疾控中心内部实验室出现了病毒外泄事件，这也导致你的离职。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人生大转折？
李立明：疾控中心出了问题，我作为一把手，不负责谁负责，这是应当的。不过我不是引咎辞职，我是自愿辞职的。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总得需要有人作出牺牲，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