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01月, 2010

央视大火后集

章文 01月 31st, 2010

继续织围脖:)

 

今天看到新闻称,失火的央视配楼外墙立面虽已烧毁,但建筑主体未受影响,因此选择了修复方案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1001/0130_17_1530814.shtml。一周前的新闻称,调查组未发现坊间盛传的工程腐败问题http://news.sina.com.cn/c/2010-01-22/032219520012.shtml

 

说实话,央视虽然和我非亲非故,但由于好几位朋友在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关心失火配楼安全性能的。现在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了些,专家们都说没问题了,那一定就是没问题。

 

但是,我对此事件所涉的“腐败”问题仍保持怀疑。新闻里讲,配楼装修材料在施工中至少两次被焊火引燃,项目经理谷显树“将这一严重问题反馈到公司采购部主任许燕钊,强烈要求更换,项目部怀疑采购部将合同要求的材料更换了,但采购部主任强烈要求项目部使用该材料”。

 

倘若该新闻所讲属实,那么自然会引发人们丰富并”恶意“的联想:许燕钊只是该公司采购部主任,在如此重大工程项目上,他敢“偷梁换柱”吗,即便他敢,他做得到吗?是谁指使他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其公司老板张汝成,而此人恰恰在调查组去他公司调查前“身亡”,其两个弟弟则“为逃避法律制裁流亡海外”。这一连串的巧合说明了什么?关键人物“死亡”和“失踪”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由此我认为,央视失火配楼的安全或许真的没问题,但这把业已熄灭的大火一定有它尚未照亮的黑暗角落。

某省驻京办主任吐真言

章文 01月 29th, 2010

昨晚参加一个活动,巧遇某省驻京办副主任,出于新闻人的本能,我和他聊起最近沸沸扬扬的“撤销驻京办”风波。不料该主任先是斥责“媒体无聊炒作”,并称“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新闻,我们是省驻京办,不在撤销之列”。

 

如果他仅是这般情绪化的反应,我也就懒得和他继续讨论了,有意思的是他“发泄”完情绪后反问我,“你说,腐败的根子在哪里?”

 

他自问自答,“如果腐败的根子不除,只拿驻京办开刀,顶多也就是做给百姓看看而已。”他进一步说,“没有驻京办,下面就不到北京来跑关系了?到时恐怕花的钱更多了!”

 

稍一琢磨,你不得不承认该主任说的对,一针见血。如果非要追究驻京办的罪过,不过是它将官场腐败的一角掀开,公示于众,从而引来猛烈的炮火。倘使根子不除,不把权力怪兽关进笼子里,撤销驻京办除了转移视线外,对于反腐败毫无助益,既不能阻拦那些地方官员进京跑关系,更因为缺少驻京办的长期润滑功能而要花更大的代价去打通环节。到头来,还是纳税人出血,而且是出更多的血。

 

这就是中国,大且复杂,牵一发动全身。如果改革只浮于表面,除了骗点掌声,有时会导致完全相反的效果。

有感于奥巴马拯救美国中产阶级

章文 01月 27th, 2010

近日围绕谷歌事件,中美口水战升级,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气氛热闹,也颇紧张。在下胸怀全球,爱好世界和平,总想居中调停一下,却总不得机会。今日看到新闻讲奥巴马准备拯救美国中产阶级,一下子来了灵感:在“中产阶级状况恶化”问题上,中美两国还真是有共同点,可以相互学习探索求解之道。

 

据报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25日誓言,将全力协助那些每天挣扎着支付账单,和提心吊胆唯恐失去工作的中产阶级家庭,扭转他们饱受侵蚀的安全。

 

奥巴马上台后,倾全力拯救华尔街金融机构,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及推动健保改革,但在直接冲击小市民生活的失业、房屋遭法拍、贷款无门等问题,却束手无策,让民众失望,以致民主党在最近的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州长选举,以及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补选,接二连三惨败。

 

为研究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并找出解决办法,白宫设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工作小组”,由副总统拜登主持。奥巴马在工作小组25日提出研究报告时,承诺未来将把协助中产阶级解决问题,作为他的施政重点。

 

工作小组建议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扩大小区服务,照顾中产阶级家庭的老人、减少照顾小孩的费用、让学生更容易申请助学贷款、协助中产阶级家庭为退休储存更多养老金等。

 

看完这则新闻,又联想到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期封面报道“被消失的中产”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1-13/10531945904...,真是令人感慨万分。

 

中产阶级的壮大如否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了。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头的橄榄型社会不会有太大的动荡,与之相反的倒金字塔型社会则往往会有倾覆之危险,也是古今中外历史无数次验证过了的事实。

 

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分散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改革开放前,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外,大锅饭式的分配机制使得社会没有明显的分层,贫富差距较小。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激活了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一大批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他们短短二十年内完成了令人艳羡的原始资本积累;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鼓囊了自己腰包的同时,也拉开了和其他人的距离。社会分层由此拉开序幕。

 

30年来,中国社会确已形成了一批绝对数量较大的“中产阶层”,但所占人口比例则还微小。正当我们不少专家对此满怀期待并寄予厚望时,中国的“中产阶层”未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却开始呈萎缩之势。

 

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束缚人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90年代开始的医疗市场化以及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高额医疗和教育费用将不少中产打回原形,更使得那些有望跻身中产的人群从此与中产绝缘。而最近10年来,由地方政府一手导演的房地产狂飙运动,成了压垮中产的最重一座大山。很多高级白领从此成为“房奴”,每天提心吊胆生怕丢掉工作,哪里还有闲心关注国家大事,维护公众利益?

 

也许这正合某些人的心意,少了许多能够向他们“叫板”的群众,使得他们的治理成功地实现“和谐”。但是这表面的暂时的“和谐”,却埋藏着深层次的危机,将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发出警示之语:中国的基尼系数从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贫富差距太大…….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掐死。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还有专家说,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型”社会,也就是中产阶层被消灭的社会新结构,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并必将使贫富差距更大。现在大部分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等权贵阶层,这种财富集聚很危险,“仇富”的社会心理由此产生并加重。

 

因此,陆学艺等专家们呼吁: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就越稳定。

 

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懂,美国的奥巴马及时发现了不好苗头,马上予以修正。中国的现实问题则严重得多,也一览无遗地暴露在那里,想看不到都不可能。现在的关键是,中国的头脑们会不会向奥巴马学习,也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为什么要高规格悼念遇难维和警察?

章文 01月 22nd, 2010

8名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中国维和警察享受了前所未有的遗体告别仪式:国家落半旗致哀,九常委到场,群众自发悼念,百万网友献花。

 

设想一下,如果这些警察们是在国内群体事件中身亡,还会被人如此缅怀吗?或者,就算是在国内抓捕罪犯时牺牲,能够惊动九常委,且让他们停下手头的工作齐聚现场么?

 

诚然,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怎么个死法还是大有区别的,其引发的哀思也将不同。在我看来,和在国内不同,这些遇难的警察们生前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前往他国执行维和任务,体现着国际主义精神,散发着人道主义光芒。

 

当年白求恩从加拿大千里迢迢来支援中国抗战,以他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最后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国际主义精神被中国人民感怀并传颂,半个世纪过去,他的大名一经提起,犹熠熠发光。

 

8名遇难警察和白求恩一样,都是为了促进人类和平而捐躯。这使得他们的遇难区别于国内同行的殉职,更彰显出一个国家的国际责任。

 

这些年来,中国崛起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各种杂音,“威胁论”和“崩溃论”交替上场,至今无一被事实验证。但是,指责中国缺乏大国担当的“责任论”,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多年来奉行“韬光养晦”,凡事不当头,这样固然可以减少麻烦,一心发展壮大自己。但在外人看来,何尝不是“只扫门前雪”的自私之举呢?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看到西方国家的军人在联合国的调遣下开赴某个动荡国家,维持当地的秩序,其中一些人因此流血牺牲。我们不少同胞非但不能理解他们的国际主义义举,反而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怀疑起他们的动机来。例如某些人总爱自以为是地说,“美国佬(还有英国佬、法国佬等),派兵到人家国家干吗?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无私之举,根本就没有超越国界的崇高事业,一切源于利益(当然,如果有人非要做如此想,那么良好的国际形象也算一种利益吧,所谓软实力也)。他们心里常做如此聪明之想,“我们才不会去管哪些破事呢?让他们狗咬狗去,我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

 

“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个大帽子,恰好为这些人的说辞提供了极好的理由。然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长期缺席(1990年才开始参与),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非常不好,认为缺乏一个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

 

是啊,当中国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由,罔顾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死活,对华人华侨在邻国被屠杀无所作为,却一个劲地扶植朝鲜金氏专制王朝时,中国的这种取舍是被世界人民看在眼里的,双重标准暴露出了这个国家庞大躯体后的狡诘灵魂,如何叫人瞧得起?

 

其实,“不干涉他国内政”并非僵化教条,更和人道主义不相违。当一个国家因内乱而失去控制,当它的人民遭到屠杀,同为人类一分子的我们,怎能无动于衷,视若无睹?丧钟为他人而鸣,也是为我们而鸣。

 

我不认同美国的单边主义,但高度赞赏它当年主导成立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机构,这体现了美国的远见卓识,更显示了美国对人类负责任的态度。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如果没有这些组织提供全球合作的机会,人类能获得像今日这样的进步么?世界能像今日这样尽管小范围、局部冲突不断却总体安全么?

 

欧洲小国因其对人道主义的倡导和力践,赢得世人的尊敬。“无国界医生”和“无国界记者”,多年来致力于保护人权,促进人类和平,已成为闻名全球的非政府组织。

 

当西方大兵响应联合国号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难道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不知道那是险途甚至是不归途么?不要忘记,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他们比我们更珍视个体生命。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奔赴危险之境,是他们傻么?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1990年参与国际维和以来,也作出了相当贡献,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不过中国至今没有派遣作战部队参与国际维和。前段时间国防部维和办稍稍露了一下口风,立即在国内引发口水战,很多人还是持反对立场,认为中国不该给自己带来太多麻烦。这些同胞们该醒醒了,你如果要展现大国风范,要他人尊敬你,你就得首先承担大国责任,在人类共同挑战面前,不能挑轻避重!

 

8名中国警察在海地维和遇难,这令我们悲痛,也引发我们思考:一个大国,该如何展现大国风范,赢得世人尊敬?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总量这样的物质指标,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武器装备这样的军事力量,而是要认同普世价值并极力捍卫之。

 

联合国秘书长发来唁电,称“联合国将铭记并继续推进他们(8名中国遇难维和警察)的崇高事业”。是的,维和世界和平乃超越国界的崇高事业,凡是人类之一员,都有责任、不惧艰难困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推动它!

百度,百度

章文 01月 22nd, 2010

1月18日,百度正式宣布其首席技术官李一男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

 

此前1月8日,百度宣布其首席运营官叶朋因个人原因离职。

 

1月20日下午,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某老人家讥讽谷歌幼稚,并称那些支持谷歌的国人头脑简单。两年来,我眼见某老人家一点一点地丧失新闻人该有的客观立场,为他晚节不保感到惋惜。

谷歌,李开复,中国国情

章文 01月 14th, 2010

李开复离职时,议论他的人实在太多,我于是选择当看客;李开复创业伊始,访问他的人还是太多,我继续当看客。但现在他曾经服务过的谷歌出大事了,我要提笔写写他和谷歌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专访过李开复3次,在不同场合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总体而言,我从未见过如此谦谦君子,一个工科学生竟然保持着典型的中国文人做派,让人感觉美国多年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远远不及中国传统施与其身的影响。

我印象中,和开复的每次见面,他几乎都是同一种表情,微微地笑,一双不大的眼睛透着平和与友善。与其说是专访,不如说是随意的聊天。第一次访问,谈的主要是他个人,从他的祖籍四川,出生地台湾,到少年求学的美国,以及后来回北京工作,他的成长发展经历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比较清楚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后来那期报道就以“李开复的家国情怀”为题,获得他的认可。他虽身为美国籍,却长着一颗中国心,其表现比许多中国人还爱国。他和中国学子的交流获得广泛好评,当然也引发一些人的非议,一位IT界牛人就曾当着我的面不屑地说,“商人就是商人,装什么精神领袖?”随同我的实习生事后马上为开复鸣不平,“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人家,他自己又做了什么?”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专访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已经46岁了,人过中年,你对未来的最大希望是什么?”开复几乎没有思索就回答,“希望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没提谷歌怎样,仅仅说自己,这令我有点意外。那时是2007年,他来谷歌中国才两年。现在想来,恐怕他当时就已经明白谷歌想在中国生存下去会很难,而他也终将会离开。

 

2006年,谷歌在同意审查其搜索结果的情况下于推出了中文搜索引擎Google.cn。据说这是开复居中调停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好心”难得“好报”,违背互联网自由开放精神的妥协,无异于自我阉割,也是长久不了的。

 

第二次采访他,那时他刚从“谷歌偷税门”脱身不久,依然笑咪咪地,只是让我感觉苍老了一些。这次谈的技术,他仔细为我讲解云计算。正式采访时间不长,然后就是闲聊。我问他谷歌敏感词问题,他毫不避讳,还打算教我一些躲避审查的方法,可惜我对技术一窍不通,只好作罢。

 

第三次采访他时,正值百度广告门事件沸沸扬扬之际,李开复对我说,“谷歌绝对不会拿这样的钱,我们的排名都是公正的。”然后又为我仔细讲解了一番谷歌如何保证搜索排名公正的做法。也是在这次,李开复明确地表示,“谷歌不做恶,这是我们的底线和原则”。

 

后来(2008年),我受邀以国际访问者的身份去美国访问,最后一站在旧金山,美国政府安排我去参观雅虎总部。雅虎公司两位法律顾问接待了我们,我和他们谈到了由于雅虎提供伊妹内容致使一位中国公民遭到囚禁并被判刑。那件事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美国参议院为此举行过多次听证会。尽管雅虎方面辩解是迫于压力,但还是颜面大损,很不光彩。两位法律顾问也是躲闪其词,不愿多谈此事。

 

相比之下,谷歌就要有原则得多,至今没有听说哪个用户遭它“出卖” 过。到了2009年,一场更大的灾难等待着谷歌和李开复,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几乎波及每一个网站、网站的每一个角落。谷歌作为国外进来的最大搜索引擎,自然也难逃“法网”。李开复也终于在风波平息后,选择了离开。

 

他虽然公开说是想有一个新的开始,为中国青年创业提供帮助。但未尝不是彻底看清现实后的无奈退却呢(说实话,我是不看好他的自主创业的)。以他的谦谦君子个性,以谷歌的“不做恶”风格,即便通晓中国国情,又如何去勾兑?基本是两个道上的,很难“同流合污”。路只能越走越窄,越来越难走了!

 

离开开复这个中间人的谷歌,也终于不能忍受脖子上日益勒紧的缰绳,要从曾经的妥协立场上退回去了。我以为,这是文明对野蛮的反击,这是自由对专制的反击。虽然看上去力量悬殊,但一个代表着不可阻挡的大势,一个则是落后保守的化身,从长远看,胜负不言自喻。

 

我还悲哀地看到,国内某些网站和某些人在幸灾乐祸,真不知道这些人脑子中除了钱和无知外,还有什么?正如一个明白人所言:长此以往,中国网民最终会逐渐沦落为世界的二等网民,无法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搜索工具,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甚至会慢慢退化到“网络石器时代”。

和解方能共生

章文 01月 8th, 2010

写下这个题目,直接原因是看到湖南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之妻到北京喊冤而被控制的消息。然则在我心中,这却是一个思索很久的话题,今天就直抒胸臆吧!

 

杨宽生“坠亡”事件,有不同的版本。当地官方结论是“自杀”,而家属则认为是“被自杀”,一些专家也对“自杀”提出了质疑。

 

我并未去过现场进行调查,对其真实死因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杨妻刘月红到北京喊冤,却被当地驻京办“控制人身自由”,是我关注的重点。我看到该消息后面几百条留言中,不少人对“自杀”事件表示了怀疑,要求高层予以彻查。

 

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堂堂常务副市长,其家属维权依然遭遇和普通人一样的困境。面对更高一级的权力,在下者的命运几乎是相同的。此时的刘月红,和高莺莺的家人有何区别,和愤然剁指的孙中界、无奈开胸的张海超、绝境自焚的唐福珍们,有何区别?

 

在我看来,他们此时哪有什么左派右派之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做“弱势群体”!面对强权,面对支撑强权的制度,我们所有人都是脆弱的,都是那枚鸡蛋。这个制度当年曾让国家主席、元帅们含冤死去,现在让一个部级干部、市级干部“被自杀”,也就不必惊讶了。

 

更在荒谬中彰显“公平”的是:整人者也随时有可能被人整。可谓“天道循环”,因果报应。重庆的文强当年想必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整过”别人,现在自己落在他人的手中,也只能认命了。可今天整他的人,说不定以后又要成为别人菜板上的鱼肉了。

 

如果说,中国之大,矛盾之多,实在难以达成什么令所有人满意的共识,那么在我看来,起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不受约束和制衡的权力,以及支撑它的制度。无论是在上位者,还是中产阶层,还是底层草根,都面临被权力怪兽吞噬的危险。

 

不过,不同阶层的人拥有的资源和力量不同,抗衡权力怪兽的能力也不一样。上位者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集体抗风险能力较强。中产阶层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可以通过和上位者作交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底层草根则无所凭籍,也没有和上位者交易的本钱,抵抗能力最弱。

 

但正是抵抗能力最弱的底层草根,也往往成为攻击能力最强的群体。历史上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就是明证。可叹的是,每次农民起义,矛头所向的是比他们更强的阶层,不管是上位者还是中产阶层,都在他们的“革命”之列。消灭了这些人的肉体,抢夺了他们的财产,霸占了他们的妻女,自己也成了以前压迫他们的人了。

 

改朝换代,血流成河,从未有人思考过制度的问题。所以,我对所有被肯定被讴歌的“农民起义”都持保留态度,这种“砍人头”的循环实在没什么进步可言,相反倒造成历史的倒退。

 

同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这又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不宜对“农民起义”进行肯定和讴歌,也不该对其进行谴责和讨伐。每个人,每个阶层,都应该有他参与社会博弈的手段,否则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并生存下去。“暴力革命”是弱者最后的选项。只有社会上多元力量的博弈比较充分,每个阶层都有保障自己权利的有利手段,那么“革命”就会匿迹了。

 

今天,我看到不少人在夸夸其谈“左愤”(更恶劣的是冠之“左粪”)现象,并予以讨伐,实在是有些不以为然。这样做除了引起被指责对象的反感并造成人群分裂外,对时局有何助益呢?我自己不是所谓的“拥毛派”,但我理解他们的一些主张,以及产生这些主张的深层背景。这些人不是异类,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对家庭和子女有爱,对社会不公有愤慨。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优点有缺点,正直不输我们一分,善良也不会比我们少。

 

他们的情况各异,遍布上位者、中产阶层以及底层草根中,不过是后者人数比重较大。面临一个不公的社会制度,他们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所见所闻作出自己的反应,非常正常。可以探讨的是,如何让当局公开档案资料使得真相尽可能地呈现,也让所有人得以修正自己的看法。

 

正如上文所言,我们所有人起码是有一个“共同敌人”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怪兽!我们所有人首要的任务应该是齐心协力去把它关进笼子中,而不是忙着窝里斗,你指责我“卖国”,我反骂你“左粪”。

 

预防“革命”的发生,重点在探讨产生革命的根源并力求铲除它,而不是简单地去谴责哪一个群体。“革命”实在是一个共谋的产物,绝不是哪一个群体可以单独发动的。

 

今天甚嚣网络、无谓的对骂除了过过嘴瘾之外,一点好处都没有。不利于团结,造成分裂,从而使“共同敌人”更加肆行无惮。“不要去攻击掌握权力的人,而要攻击制度”,“圣雄”甘地的这句话让我深思,那么对于和我们处境相似的人,更不必彼此攻击了。

 

坦白地讲,今日的中国,需要和解!

 

首先,人民之间需要和解。什么左派和右派,那只是思想主张上的不同罢了,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大家一起先攻击权力怪兽,使它不敢肆无忌惮地去害人!下一步如何把它关进笼子里,是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还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发展出一套“中国模式”来,完全可以进行充分、善意的探讨,然后达成共识。

 

其次,人民和上位者之间也需要和解。所有人同在体制困局中。体制内固然有很多人已经堕落,应该谴责;但也有不少人打算或者正在突围,应该鼓励并给予支持。例如我看到一些地方人大作出了不少限制权力怪兽的努力,尽管还不普遍,但值得声援。

 

和解能消除心结,放下成见;和解能减轻敌意,促成妥协;和解能弥合岐见,达成共识。总之,和解方能共生,今日中国需要这样的和解!

《新世纪周刊》往事

章文 01月 7th, 2010

《新世纪周刊》风波越卷越大,原帮人马已经申请劳动仲裁了http://finance.ifeng.com/news/corporate/20100106/1669391.shtml。在我看来,胡舒立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及天意华广告公司协商,给予妥善的解决。否则风波将伤害胡舒立本人及其团队的公信力。

 

这场风波也使我想起了5年前的那段往事,很是感慨。

 

《新世纪周刊》2004年从海南迁到北京,由一份机上旅游杂志改成综合性时事周刊,我是主事者之一。当时我任主管内容副主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和主编一道完成了杂志内容的定位,栏目的设置,以及人员的招聘,还作了好几期试刊。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忙碌而充实的岁月。彼时我尚未结婚,时间和精力基本都放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很多个周末都在单位加班度过。我心中充满激情和梦想,渴望在我手中也能诞生一份优秀的新闻杂志,可以和我以前服务过的《南风窗》以及《中国新闻周刊》媲美,甚至有所超越。

 

试刊几期后,业内反应渐趋正面。杂志正式上摊后,一位老友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你们这个杂志,内容一点都不比新闻周刊差了。”听后,心里充满自信和乐观。当时《新世纪周刊》走的是低端路线,一本32p,2.5元,应该说在价格方面也有优势。

 

好景不长,杂志出刊前,主编和老板(天意华广告公司)发生矛盾,另谋高就了。老板将编辑部主任升为常务副主编,主管全面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决定。我不理解,也从心里颇感不公。从改版到试刊到正式出版,我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更令大多数采编人员不解的是,该编辑部主任原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IT杂志主编,过来是管流程,如何管得了一本时事周刊的内容?

 

由于老板在架构上的失策,导致我和他之间合作非常不和谐,矛盾不断。其实也不能怪他。他自己都承认对新闻类刊物没感觉,但是他的位置、还有年轻人的自尊心,使他非得要显示自己的能力来。而我当时也年轻气盛,对于一个比自己弱得多且爱逞能的领导,根本就不能服气。

 

于是,在招聘人员以及决定选题上,我们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我深感局面的荒唐,数次找老板面谈,希望找一个“牛人”过来当主编,我全力配合。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么从架构上对我俩予以分工,互不干涉,都向老板负责就好。

 

令我失望并不解的是,同样年轻的老板始终没有表态,听由事态继续恶劣下去。终于,我选择了离开。很有意思的是,几乎全部的采编人员也一同辞职了。一份新生的杂志就这样遭遇了第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重大变故。

 

余下的几个月,对于我以及《新世纪周刊》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看着这个朝气勃勃的新生儿一下子蔫了,看着曾经寄托在他身上的新闻理想飘逝了。我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意气了,太不能忍辱负重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和老板走得近的人告诉我,老板认为我和前主编是一路的,对我不放心。听后,心中顿时释然许多。前主编曾经主管过老板公司另一份媒体,和老板有过好几年的合作,正是由于这份信任,他才被挑选来做《新世纪周刊》主编的。在我看来,他是非常想把这份杂志作成功的,正是有这点共识,我们才能齐心协力,在短短的时间内高效率地完成了出刊的一切准备工作。这样的人还不能被充分信任,夫复何言?

 

再后来,《新世纪周刊》如同城头变幻大王旗,几乎一年换一个主编,杂志风格也始终固定不下来。而我也早已平复了心情,对中国媒体大势的认识又上了一层楼。在当下的中国,没有政府背景和资源支持的媒体(尤其是时事媒体),难以持续下去,更别提成功了。这是残酷的现实,可以抱怨,却难以抗拒。《中国新闻周刊》以及《瞭望东方周刊》之所以能够崛起,和它们的上级主管机关中新社、新华社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大树的庇护,一篇报道就可能打趴甚至终结一份媒体。

 

未来趋势更是明显。新闻出版署已经宣告要打造中国的媒体航空母舰,去与外媒争夺话语权。姑且不管能否达其所愿,下一步中国媒体界的“弱肉强食”却是可以预料的。民间资本经营的媒体,将迎来他们的冬天。

 

所以,当听到胡舒立团队入主《新世纪周刊》的消息时,我还是很感欣慰的,那毕竟是我曾经倾注心血、寄托理想的地方,无论从公还是从私,我总是希望它能够崛起的。不过,我也有怀疑,离开联办的庇护,胡舒立还能是原来那个胡舒立吗?中改院只是海南省的一个民间智囊机构,影响力和庇护力都不大,远远不能和身居京城、与众多高官以及部委有着各种关系的联办相提并论。

 

当然,胡舒立本人已经拥有了相当的高层人脉,这个必将有助于她接手《新世纪周刊》。不过在当下,胡舒立应该妥善处理好前采编班底的去留问题。一个倡导良心和公正的著名传媒人,更应该言行一致。否则将留给业界以及公众非常不好的观感。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要祝福那帮前《新世纪周刊》的同仁们,我也要祝福接手《新世纪周刊》的胡舒立团队!大家都有理想,大家都不容易,愿他们达成和解!